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汪林
王殿卿，1962年畢業于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從事高等教育50余年。先后兼任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教育學科組成員、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德育學科組副組長、全國高等學校德育研究會副秘書長、北京市人民政府顧問、北京高等學德育研究會副理事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中國炎黃研究會理事、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常務副院長、北京青少年研究所所長等職務，現任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名譽所長、國際儒學聯合會普及委員會副主任。主要教學科研方向是“大學德育學”“中國德育史”“中外德育比較”“中西方文化比較”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道德教育研究”等。為開創中國大學德育的科學研究和理論建設，做出一定的貢獻，1992年享受政府專家津貼、1994年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王殿卿：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林則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面對西方強勢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吞噬，1889年張之洞發表《勸學篇》，提出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它在強調和維護中國文化“主體性”方面，至今仍有值得稱道之處。隨著中國逐步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此種“主體性”日益受到威脅。面對“五四”前后出現的“全盤西化”與中國文化的危機，一批學者提出了，“國粹”與“國學”的概念。章太炎（1869---1936）從1910年起，先后出版了《國故論衡》、《國學概論》和《國學講演錄》。他心目中的“國學”，就是我國固有的小學(文字學)、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學。他說過，“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胡 適（1891-1962）主張，“國學”、“國故”就是“研究中國過去歷史文化的學問”。錢 穆（1895—1990）1928年著《國學概論》，在《弁言》中認為，“國學”就是經、史、子學。于是，保存“國粹”，整理“國故”，振作“國學”，“尊孔讀經”的“中國學術”，開始“復萌”。1925年清華大學設國學研究院，其章程規定：“先設國學一科，其內容約為中國語言、歷史、文學、哲學等”。時任研究院主任的吳宓又補充：“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除北大、燕大、清華、廈大等大學普遍設立國學研究所外，中學也有國學科目。然而，此種文化生命的掙扎，在日寇鐵蹄之下，被踏為文化的“荒原”。
近代中國所以產生“國學”的文化概念，是中國人對外來文化侵犯的一種抗衡，也是文化主體生命的一種掙扎。當今中國正在興起的“國學熱”，是中國人新的文化覺醒與自信，中國人只有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它是中國不斷強大的產物，是弘揚中華文化的具體行動，也是中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應有之意。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當代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指導思想，它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還不能代表整個中華文化，尤其是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歷史一再證明，任何外來文化，尤其是先進文化，如果不扎根于中國文化沃土之中，不僅難以生根、開花、結果，而且容易蛻變成僵化的教條，不為國人尤其是新生代所接納。
中國人提出“中學”“國學”是與外來的“西學”相對應。外國人稱中國文化為“漢學”。在14—15世紀，即元、明兩代，日本開始形成“漢學”，至今已有700余年。明代嘉靖年間，利瑪竇1582年入華，他將中國文化傳向歐洲，形成了“傳教士漢學”，至今400余年。到清代，1814年法蘭西學院，設立第一個漢學教席，學院式、專業化的漢學開始面世，亦有200余年。美國漢學興起于二戰之后，至今也只有60多年。在這近800年歷史過程中，海外對于“漢學”的界定也是見仁見智。德國漢學家奧托·弗蘭克給出了定義：漢學就是關于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研究。海外學者對于“漢學”的界定，有助于中國人理解“國學”。
當今，國外的“漢學”研究，從內容上有了很大擴展，正在演變為“中國學”的研究。早期國外“漢學”研究，主要側重于對中國的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考古等人文科學學科的研究。如今“中國學”研究，已成為一個匯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的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如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軍事、民族、藝術、教育等均成為研究的對象。尤其是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其研究范圍更加寬廣。
進入21世紀以來，國外“漢學”研究又有新動向與新發展。全世界范圍內涌現出，以3000萬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為中心的“漢語熱”；以各國建設“孔子學院”為中心的“漢學熱”；以各國政府爭相舉辦中國文化周、中國文化月、中國文化年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熱”。這“三熱”，正在形成一種史無前例、勢不可擋的人類文明新潮流，它比國內的“國學熱”要來的迅速和強烈，它使得中國人“于無聲處聽驚雷”，并進一步激起自身的文化新覺醒。從本質上講，中國當下的“國學熱”就是“中國文化熱”，就是弘揚中華文化熱，它與世界范圍的“中國文化熱”遙相呼應，已經成為一種國際現象。只有將“國學熱”不局限于封閉的國界之內，而是置身于世界文明的新進程，才有持續發展的強大生命力。
當下，學術界對于國學的界定又有新見解。有人認為，“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大百科全書”。
20世紀初，一度出現的“國學熱”，到1949年后就已經煙消云散。又過了50年的今天，21世紀初，一個新的“國學熱”再次出現，其前景將如何？需要冷靜面對。
（1）轉變國人的文化觀念，喚醒國人的文化自覺；
（2）整體規劃，培育國學人才；
（3）逐步使“國學”回歸教育體系。
至少這三者，是推動“國學”——中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基本條件。
1913年，英國人莊士敦曾經這樣說過：“當我們歐洲人開始驚異地發現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中國的道德倫理、中國的藝術和文學都有崇高價值的時候，中國人自己卻開始學著把他們文化中這些偉大的產物加以不耐煩的鄙視……，這是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現象。”⑧正是這種狀況，造成中國文化近百年的斷裂，使得100年后的國人，對國學的了解、認同、自覺與自信已經不如從前，在當今中國大陸的知識精英當中，極其缺少通貫中西的國學大師。缺少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劉師培、蔡元培以及錢穆、唐君毅以下的新儒家，包括當今臺灣的林安梧、龔鵬程、付佩榮等這一代的國學人才。人到用時，方恨少。須知，培養一代國學人才，即使在一個良好文化環境之中，至少需要20—30年。當一兩代人不知國學為何物的背景之下，難以培養起一代國學人才。因此，調整文化觀念，培養國學人才是當務之急，也是我們高中教育的新任務。
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國學熱”，已經不僅僅是專家學者在學術空間里的耕耘，它已經成為國人文化認同、文化自覺與自信的一種新的文化運動，是一種各行各業的自覺行動，是中華文化復興的新起點。其中，最值得欣慰的是，上千萬青少年中正在開展的“國學啟蒙”教育行動，它使人看到了國學重歸教育體系之內的新希望。一旦國學回歸教育體系，其承傳中華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的作用就難以估量，因為它更容易通過傳授而成為全民的意識。
王殿卿：目前社會普遍認為弘揚國學現在是“兩頭熱，中間冷”。高層領導很重視，把重要意義、工作方針、指導思想都講清楚了；眾多專家學者也呼吁，把我們的“根”留住，為孩子們的人生奠基。在基層，傳授國學、學習國學的積極性也很高，而中間卻出現了“梗阻”，有的地方教育部門和官員對此認識模糊，有的思想上不認同，對傳統文化多有曲解、誤解和擔心，采取“不支持，不反對，不干預”的“三不態度”。
教育部下發了《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綱要》，但不少學校不去積極落實，在追求“升學率”的慣性中，不愿顧及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和孩子們的全面發展；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全國中小學實驗教材》，已在全國正式發行，但在一些學校被束之高閣，被“應試教育”的教材擠在一邊。有的高校學生學習過度專業化，放松甚至放棄傳道、悟道、釋惑。
有的教師沒有準確把握古圣先賢的國學思想，在詮釋國學時，只注重只言片語，任意發揮；有的“戲說”四書五經，戲說傳統文化。有些大學生、研究生，即使是中文、歷史專業畢業的，也教不了“四書”，講不了《史記》。專家、學者認為，要從戰略的高度看待和培養國學師資人才，選拔一批內外雙修、德才兼備的熱愛國學的在職教師進行強化培訓，使之取得資質，盡快上崗，解決優質國學師資嚴重缺乏的問題。
針對當前的“國學熱”，我認為應該呼吁盡快加以規范和引導，讓國學教育“路子走正，方法科學，效果優質”。要加強對國學教育的研究，通過深入分析、界定，分出哪些是應當繼承的精華，哪些是該舍棄的糟粕，有揚棄地繼承。要堅持繼承和發展互相促進，適應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找準其與當代社會發展的“結合點”，在“結合與創新”上下功夫。
王殿卿：中國素有“禮儀之邦”之稱，這是世界公認的。但審視當下，整個社會道德滑坡、道德淪喪的現象屢見不鮮，似乎越來越不像“禮儀之邦”了。很多人將其歸咎為市場經濟。有關系，但絕不僅僅是。今天出現的道德“亂象”，非一日之寒，是一百年來西方普世價值沖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加之長期忽視道德教育導致的。
從“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把西方文化作為最先進核心，而把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作為“舊”文化、批判的對象。這樣一來，西方文化逐漸在中華大地上發展起來。西方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科學、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逐漸成為了中國人普遍遵循、甚至是極力推崇的價值觀。這樣批判了一百年，把幾千年來“中國人成為中國人”的那部分共同價值觀、中華民族“魂”的那部分，看成是“封建禮教、封建糟粕”，全盤否定，使傳統文化遭受重創，被拋棄。而照搬過來的西方價值觀，本身也在異化，“自由、平等、博愛、科學、民主、人權”都變了味兒，其中有些是連西方自己也在摒棄的，而我們還在堅持。所以，今天出現道德滑坡、道德淪喪，都是有歷史原因的。人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沒有信仰，無所適從。
荀子言“舊禮已廢，新禮未立，必生亂象”，孔子道“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都是至理名言。《禮記·禮運篇》里講“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是我們世世代代的中國夢，兩千多年的中國夢。兩千多年來我們一直所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中國要實現“小康”、實現“中國夢”，需要一個有道德的倫理社會。整個社會應當提倡道德重建，實現以倫理社會為標志的“小康”“大同”“中國夢”，進而建設道德大國。
王殿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道德是辯證統一的，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屬于這個時代的、具有方向性的、有指導意義的、大家需要共同遵循的價值觀。道德是基礎性的，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產生的規范，與價值觀相比，不受社會制度、國度、種族的限制。只有在道德的基礎上，才能形成社會主義價值觀。如果沒有道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沒有根的。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屬于意識形態，是政治思想、指導思想。政治和道德關系密切，政治是方向，道德是基礎；政治離開道德就會腐敗；道德離開政治就失去了方向。現在有不少人曲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似乎政治是第一的，道德是次要的。其實二者誰也離不開誰，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有過歷史教訓。
文革期間，我們強調政治教育比較多，忽視了道德教育，導致一兩代人“德”的缺失。比如，現在那些腐敗的官員，能說他們政治有問題么？他們其實是道德問題，是因為他們缺“德”這一課。他們接受過政治教育，也曾表態熱愛祖國，擁護黨的領導，所以有相當一部分人，在政治上沒犯錯誤，但卻在道德方面問題頻發。所以二者是統一的，本質上是一回事兒，不能偏廢其一，只講道德不講政治不行，只講政治不講道德也不行。沒有道德教育和建設，是難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
我們應該從理論上理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傳統文化、道德之間的關系。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反復強調這兩者之間的關系。2013年11月，習主席在山東考察時強調“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這兩句，和三千年前《管子·牧民》中“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一致的，這是對“德”很高的定位；2014年2月24習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講話中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2014年3月習主席訪歐洲時提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2014年5月4習主席在北大講話時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實是一個“德”字，是國家、社會、個人的“三級”道德。“北大講話”是具有根本性的、轉折性的歷史事件，標志著中國文化進入一個歷史新的階段，不再僅僅用“五四”的思維、西方思維來看待與評判中國的歷史文化。
從這些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傳統文化、道德密不可分。實際上習主席從2012年開始的從嚴治黨、反腐等一系列舉動，都是在弘揚道德建設。反腐倡廉，反腐是手段，倡廉是目的。反腐倡廉就是道德建設，道德建設就是政治建設。
現在要從理論上明確，要轉變觀念，搞清政治與道德的關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王殿卿：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定依法治國。其實，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法律的本質是道德，是要守住道德的底線。只有突破道德底線時，才需要用法律去約束。所以法律是“懲惡揚善”，如懲治腐敗，是為了倡廉，懲惡是為了揚善。道德是“揚善抑惡”，弘揚“善”，抑制“惡”。法律與道德之間不矛盾，并有一致性。當然，它們也不能互相抵消，所以我們在工作中不能顧此失彼。
法治社會是實現倫理社會的工具和手段。不是為了建立法治社會而建立法治社會，建立法治社會目的是為了建立倫理社會。不可想象，一個國家，法律多如牛毛，監獄到處林立，警察無處不在，這說明整個社會都很難自控，沒有信仰，自私自利，這樣的法治國家是我們向往的嗎？是我們的“夢”嗎？所以倫理道德的建立，是法治社會的根基。倫理社會是目標，法治社會是手段。
道德重建，非一日之功。培育和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從對青少年進行良好的道德教育開始。建設道德大國，需要兩代人的氣鍥而不舍、堅持奮斗。
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翻開了中國教育的歷史新篇章，開始告別“應試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價值導向，擺脫百年來，只靠引進外來功利主義、工具主義、實用主義教育思維與模式的“鐐銬”，為重振教育的中華文化主體性，建設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適應的中國教育，指明了方向。教育是接續中華文化基因的載體，不能淪為去中國化的工具。
為此，我們需要認真考慮：立德樹人里的“德”是什么德、“人”又是什么樣的人？
這里的“德”是要以基本道德規范——中華美德教育作為基礎，要特別重視從娃娃抓起，尤其學校中的中華美德教育。我們有一項全國教育科學教育部、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學校中華美德教育實驗研究”，從1994年至今，已經在9個省市的千余所學校，百余萬學生中，連續滾動研究實驗20年，效果良好，積累了經驗。前十年選定了8個德目：忠、孝、誠、信、禮、義、廉、恥。2004年之后的10年，增加了勤與寬，變成“十德”：孝、禮、勤、誠、恥、忠、信、義、寬、廉。這是基于新一代中國人，需要有勤奮、勤勞、勤儉和嚴己寬人的品質而增加。小學階段，進行前“五德”教育，重在學生品德習慣的養成；中學階段，進行后“五德”教育，意在學生道德理性與公民道德的培養。一個學生若能在中小學階段，有如此“十德”之修煉，把中華美德鑲嵌在頭腦里，就為他們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接納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著眼學生道德成長，人生體驗的進程，學校“樹人”之“人”，是要教育學生：做有人性的人，不是冷血的寵物；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做他國洋奴；做好公民，不做罪人；做接班人，不做敗家子；做國之棟梁，不尸位素餐之輩。
王殿卿:我覺得要堅持這一歷史文化觀，就要辯證處理好五個關系。
1.精華與糟粕。
對待中華歷史文化包括儒家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是，何謂精華，何謂糟粕？如何實踐，后果如何？這些都需要認真思考。首先我們要承認任何民族與國家的歷史文化，都有其精華與糟粕，這是歷史文化的一種常態。對于歷史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要分清孰多孰少，精華多者總體上可以說是一種優秀歷史文化，糟粕多者總體上可以說是一種落后歷史文化。我們應認識到，農業文明不等于落后的文明，長期在封建社會傳承的文化并不一定就是糟粕性的文化。中華歷史文化總體上看是精華多于糟粕的優秀歷史文化。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文化自覺、自尊與自信，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
2.批判與繼承
對待中華歷史文化，要批判地繼承。批判是手段，繼承是目的，兩者不能顛倒，不能只有批判沒有繼承。文化發展確有不破不立的問題，但破易立難。荀子講過：“舊禮已廢，新禮未立，必生亂象。”在這方面，中華民族曾付出沉重的代價，需要清醒理智地進行反思。而今，我們的文化發展進入了繼承、弘揚、轉化、開新的新時代，要立字當頭、建設為主。對于歷史文化，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要從“批”與“破”的慣性中解放出來。批判的武器是需要的，但不當的批判會付出沉重的歷史代價。
3.文化與政治
從一定意義上講，任何一個民族都是一種文化存在。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命，道德是文化的靈魂，歷史是文化的筋骨。作為一種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也是文化的組成部分，雖然它反映特定階級的文化主張，但也決不可能脫離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文化。中華歷史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是中華民族凝聚力與創造力的源泉。我國歷史上，不同王朝的統治者不管主推哪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也不可能“揪著自己頭發”離開自己本土的歷史文化。這反映出文化與政治之間的緊密關系。幾千年來，統一、穩定、進步是中國歷史的主流，這與中華歷史文化有直接關系，不能簡單地把中華歷史文化貼上“皇權專制”的標簽。
4.動力與阻力
以儒學為主干的中華歷史文化究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還是阻力？中國近代的落后使阻力論逐步成為主導，很多問題都歸罪于儒家思想。實踐證明，這樣的認識是不客觀的。1984年，
5.本土與外來
文化歷來是多彩多樣的，不同文化之間的接觸與互動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任何一種外來文化，不論其如何高明，若不實現“本土化”，就會水土不服，難以生存與發展。因此，對待外來文化我們切不可照抄照搬。我們黨對此有著清醒認識。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使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歷史文化中的精華相結合。只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在中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