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對個人而言，在于教導學生建構健康的“價值觀”及“道德標準”，以提升其個人之品格，并指導其正確的“思維模式”，同時啟迪其智能，充實其知識，傳授其技能；對群體而言，教育事業除了傳承族群的歷史與傳統優良文化之外，在于積累國家、社會發展之潛力。然而，完善的教育事業，除了學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也必須兼顧并重。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盛衰、強弱，及其文化之良窳、榮枯，端視其教育事業之成敗，實乃千古不易之定理。《孟子·盡心上》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禮記·學記》亦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誠不誣也。放眼古今中外，明智之領導者，無不以教育事業為首要之務。為此，記者采訪了方俊吉博士。
記者：現在大陸一些院校正在探索德育與國學的結合，不知臺灣各級學校的“德育”課程規劃的歷史是怎樣一個過程？
方俊吉博士：臺灣自光復后，國民政府在“學校教育”方面初以所謂“德、智、體、群”四育并重為目標，稍后則以“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為理想。其中，在“德育”方面之規劃，小學有“生活與倫理”的課程，初中（68年之后，將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改稱“國民中學”）有“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進入高中、職，則有三年必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即精選《四書》之章節）。這就突顯其秉承儒家傳統“務本尚德”之精神，而重視學子的“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殊值肯定。
如此環環相扣的“德育”規劃，對于青少年而言，由“生活教育”入手，教導少年個人的衛生習慣及食、衣、住、行等基本的禮儀，同時，教導少年們“長幼尊卑、親疏遠近”人際關系基本的倫理觀念。其教材之主要依據，早期有所謂“國民生活禮儀規范”，后來改稱“國民生活須知”(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于68年五月修訂，共分六章九十九則)。到了初中(后改“國中”)，教導其“孝、悌、忠、信”等立身處世、待人接物之主要德行，與簡單的“民主素養”(如：選舉、罷免及如何開會、提案、討論、表決…等，所謂“民權初步”之概略)。高中三年之“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則以精選《四書》章節為主。其間，選材雖曾有所修訂，且于民進黨執政時，曾一度欲強將此課程改為“選修”，后以教育界及民意強力反對，而未得逞。
記者：看來，臺灣在國學與德育的關聯上還是做得相當有成績的。
方俊吉博士：是的。但是上述由小學到高中的德育課程規劃，于96年前后在主政者李登輝之強力主導下，將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課程之時段，改授“認識臺灣”課程，而將原來“公民與道德”之教材，并入一般社會課程之中，并以一般法律常識為主要講授內容，忽略了“道德”之教育。李某蠻橫地將如此環環相扣、堪稱完善的德育課程規劃，硬生生從中扯斷。當時，教育界有識之士多心有余而力不足，難以挽救，而一般民眾則更難以察覺此一行徑之嚴重后果。此一改變，對于臺灣自光復以來，學校所扎下的青少年德育穩固基礎，確實造成了嚴重摧毀。
至于大專院校，除師范大學各學系規劃有一學年“四書”課程用以強化未來為人師表者的品德教育外，一般綜合大學在千禧年之前雖有所謂“共同必修”(如《大學國文》、《大學英文》、《中國近代史》、《國父思想》等)及“共同選修”(如《法學緒論》、《政治學》等)之安排，但其中鮮有直接關于品德教育之課程規劃。千禧年之后，在教育部門規范下，各大專院校均仿效歐美國家的大學教育規劃，成立位階等同“學院”的所謂“通識教育中心”(或“通識教育學院”)，負責規劃全校性“共同必修”與“共同選修”課程，而各校之規劃也多有不同。就我所知，亦未見有直接關于品德教育課程之規劃。此乃臺灣高校在“德育”上的一大隱憂。
記者：這樣說，臺灣院校教育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方俊吉博士：是的。臺灣在光復初期僅有大學院校四所。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54年至62年之間，大專院校增加為24所(含大學院校10所、專科14所)，63年至73年間，增加了62所，大多為五年制專科學校(且大多為工商科)。稍后，主政者無視于“少子化”的社會發展趨勢，與大學院校必要的品管等問題，竟讓諸多專科改制為大學院校，并大量開放新設大學院校。迄今，臺灣之大專院校已達162所(含大學暨獨立院校145所、專科17所)，密度超高，且良莠不齊，已然造成諸多學校招生嚴重之不足，明顯成為當前臺灣高等教育最大之問題所在。此外，在“財經至上，科技第一”的社會氛圍下，加之學生就業需求之現實考慮的影響，大專院校之課程規劃與發展方向，多重應用而輕基礎理論；重財經、管理與科技、工業等相關科系，而輕忽人文及社會科學，此又臺灣高等教育另一令人憂心之問題。
記者：當下要在院校開展國學教育，那么您認為“國學”的意為何指呢？
方俊吉博士：所謂“國學”，顧名思義，乃指中國傳統之思想與文化相關的學術而言。換言之，“國學”乃承傳中國數千年傳統文化與學術成就之載具，亦即中國“精神文明”之表征，為中華民族魂魄之所系。其內容概略而言，西漢之時，劉歆曾總群書而奏“七略”﹙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魏晉之時，則將天下典籍分為甲、乙、丙、丁四類；至于唐代，魏征等修《隋書·經籍志》，始將中國之典籍定名為經、史、子、集四大類。此可謂“國學”之范疇。至于其內涵，清姚姬傳曾謂：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三者雖異而俱不可廢。戴東原先生在《與方希原書》中則云：“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有事于理義，或事于制數，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之后，曾文正公于其《圣哲畫像記》一文中，于姚氏所謂。“義理”、“詞章”、“考據”之外，更提出所謂“經濟”之學，以令“體”、“用”兼備。此先賢對于“國學”內涵之界定。
記者：您覺得大學開展國學教育的重要性何在呢？
方俊吉博士：高等教育不僅在于積累國家社會、發展之實力，亦傳承民族歷史與傳統優良文化之主要事業。眾所皆知，歷史與文化是國家、民族“魂魄”之所系，而知識分子則是歷史、文化傳承之所依托。因此，大學院校之“國學”教育，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在臺灣之大學院校中，有關“國學”之專門教育，一般綜合大學名為“中國文學系”(少數學校有加以分組者)、“中國文學研究所”，師范大學則名為“國文系”、“國文研究所”。其它學院之科系，除了大學部有一年的“國文”課外，幾無另開“國學”相關之課程，是以談不上“國學”的教學。大學院校既然是培育國家社會中堅的“知識分子”搖籃，知識分子又是歷史、文化傳承之所依托，對于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思想精髓，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故此，竊以為大學之一般科系，除必須強化“國文”教學外，更應增開如《國學概說》或《中國文化概說》等思想文化課程，以提升知識分子對于民族歷史與傳統優良文化之認識，強化其民族意識。
記者：有人認為，歐美國家的學校也沒有什么“德育”課程。
方俊吉博士：的確，歐美學校教育除生活教育外，并未有如臺灣之專門針對“倫理”與“道德”的相關教育規劃，但依然能維系其家庭關系及社會正義。個人以為，不同的國度緣于歷史、文化背景之差異，加諸以民族性與宗教信仰之不同，學校教育規劃亦有所不同。就歐美國家而言，多數人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耶穌教與天主教為主，大多從幼兒時期就參加教會的所謂“主日學”，稍長，則有所謂“青年團契”之類的活動，且一般人大多會在“禮拜日”到教會或教堂去聽牧師或神父講經說道。我們可以概略地說，一般歐美國家學校之“德育”，實乃依賴“宗教”之輔助，以《圣經》為教材，而藉由傳教士之力量來推展的“終身教育”。相較于藉由宗教輔助，以建構個人“價值觀”與“道德標準”，進而維系家庭關系及社會正義的歐美國家而言，以佛教、道教及多神膜拜的民間信仰為主的東方人，在“德育”方面，則不能不藉由學校有計劃地教育來加以推展。
記者：《禮記·學記》指出，“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您認為怎樣補救我們教育中存在的失誤呢？
方俊吉博士:就臺灣當前的教育問題而言，唯有恢復往昔在小學階段強化《生活與倫理》課程，從“生活教育”扎根。因為“生活教育”乃“品德教育”的基礎。在國民中學，則應恢復原有的《公民與道德》課程。到了高中(職)，則除了仍然維持三年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四書》精選)教學外，其學習成績更應列入大學入學的考評中。至于大專院校，除中文(國文)系外，其它任何一個科系，均必須研修《國學概說》或《中國文化概說》等中華傳統優良思想文化相關之課程，至少安排一個學年。如此，則庶幾可以補救當前臺灣教育之缺失矣。
記者：在現代社會科技的高速發展情勢下，國學的道德教育價值何在呢？
方俊吉博士：近百年來，由于科技的急遽發展，而帶動了信息、交通與工商等方面的快速進展，除了無形中壓縮了人們的空間距離、使人的生活步調加快外，同時也使人際乃至于國際間往來的速度加快、頻率增高。與此同時，人們相互影響的層面也日漸增廣，彼此之間的競爭更隨之而日趨劇烈。存在于如此激烈競爭的快節奏生活環境下，人們難免因迷惘而失去方向。也往往由于自我迷失，而忘卻了生活的目的，從而無視生命崇高的意義。此外，更由于計算機與智能電話的普及，造成了許多年輕人沉溺于虛擬世界之中，而扭曲了健康的價值觀與現實生活所應把握的言行分寸，終致人們的胸襟變得更為狹隘、視野更為短淺。
不可否認，科技的發展委實可以提供人們物質生活上許許多多的便捷與舒適，然而人們若一味執著于物質享受，難免造成“物質文明”的過度依賴，相對地，“精神文明”的發展自然也就被輕忽了。如今，顯現在我們眼前的社會，則是價值觀混淆、道德標準日趨低落，私心驅役著人們的思維、物欲支配了人們的言行，人性的尊嚴遭到了抹煞、人們的日常生活在不自覺中被“物化”了。人的生活，正如道家指出的，也逐漸由“役物”而變成了“役于物”。欲挽狂瀾于既倒，障百川而東之，唯有從國學的“道德教育”著手，殆無疑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