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民本思想源遠流長，肇始于夏商周時期，發展于春秋戰國時期，定型于漢代，此后歷朝歷代雖有所演變，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終沒有變化。民本思想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民本思想肇始于夏商周時期。《尚書·五子之歌》記載：大禹的孫子太康無道，被有窮、后羿抓起來廢了。太康的五個弟弟作《五子之歌》述大禹之訓誡：“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意思是說，人民是國家的根基，根基牢固了國家才能安寧；天下百姓都比我強，一人失誤多次，民怨難道要明顯了才發現？應當防患于未然。我面對億萬人民，恐懼得像用腐朽繩索駕馭六匹馬，做君王的怎么能不敬畏？這是首次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大禹不僅提出了民本思想，并且也在治國中踐行民本思想。周公總結商亡的教訓，主張“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以民本思想為指導實施“德治”。《尚書·康誥》的許多記載表明，周公深知殷商之鑒，努力安民保民、實施“德政”。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其中對待人民的態度是一個重要議題。特別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所論形成了初步的思想體系，提出了一系列命題，如“安民利民”“民貴君輕”“平政愛民”“順從民意”。孔子、孟子、荀子都認為統治者只有贏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因此必須愛民、順民、安民、利民。齊宣王攻克燕國后，問孟子是否應該吞并燕國。孟子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他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為前提，為儒家民本思想定下了基調。先秦時代的民本思想與古希臘時代的人本主義思想有相通之處，都有重視人的意思。不過，古希臘從蘇格拉底開始興盛起來的人本主義思想中的“人”并不包括自由人之外的奴隸，所以其范圍是非常有限的。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比起西方奴隸制度下形成的人本主義思想更加具體、更加具有人情味，盡管不免有其蒙蔽性。 　　西漢政治思想家賈誼總結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形成了系統完整的民本思想。賈誼深入闡述了人民的重要性，總結出人民是國家興衰成敗根本的結論，完善了民本思想體系。《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指出：“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這就高度評價了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唐代柳宗元在“民為本”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吏為民役”的觀點，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發展的高峰。他認為，當官者是人民的仆役，是要為人民辦事的。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在歷代開明封建統治者的政治實踐中具體化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一是畏民重民，尊重和敬畏人民。孔子提出：“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唐太宗李世民專門寫了《民可畏論》。民本思想強調國家的安危、存亡、興衰、功業，均取決于人民。二是知民得心，體察民情民意。《管子·牧民》中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孟子總結了夏桀、商紂亡國的歷史教訓：失其民心。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說：“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三是愛民恤民，體恤愛護人民群眾。孔子主張“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宋代朱熹說：“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四是憂民利民，關心人民疾苦，為民謀利益。《孟子·梁惠王下》中最早提出“憂民”：“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歷朝歷代流傳下來許多憂國憂民的文辭詩歌，如“心中為念農桑苦，耳里如聞饑凍聲”“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憂國憂民的民本思想深深蘊藏于士大夫心間。五是富民強國，使人民富裕、國家強大。《論語·顏淵》中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管子·治國》中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民富才能國強，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總結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使得廣大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安居樂業，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漢代“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等繁榮時期。但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也有其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比如，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是為了鞏固封建專制統治而提出的，更多的是從農民起義、人民反抗剝削壓迫的教訓中不得已而總結出來的。它主要是一種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馭民”“牧民”“治民”的權術，是以“君權至上”“以君為本”“官本位”為前提的王道、仁政和德治，實質上只是一種開明的統治策略。再如，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并不尊重人民群眾的個體價值與權利，不可能賦予人民政治權利。人民無法維護自己的利益，不能當家作主，沒有任何政治保障，只不過是君王的臣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盡管如此，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民貴君輕”“平政愛民”“富民強國”“重民保民”“恤民憂民”等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責任編輯 王小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