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賺得的財富悉數(shù)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來到戰(zhàn)火襲擾、災害頻仍的閩南⋯⋯橡膠產(chǎn)業(yè)為他帶來了億萬財富，而支持中國的革命與教育事業(yè)，則成為他財富的歸宿。

        撰文：曲哲，來源：《中國慈善家》雜志2013年3月刊

        在一本描述近百年亞洲商業(yè)巨頭的著作《亞洲教父》中，美國作家喬•史塔威爾稱陳嘉庚是那個年代唯一沒有以買辦身份發(fā)家的企業(yè)家，他不走行賄路徑，純粹靠發(fā)展商業(yè)貿(mào)易胼手砥足搭建起自己的商業(yè)大廈。當時一位英國大臣考察新加坡工業(yè)后稱陳嘉庚的公司是“亞洲最大的企業(yè)”。
        今天，“橡膠大王”的輝煌早已沒入歷史煙塵，而陳嘉庚創(chuàng)辦的廈門大學、集美大學，仍在澤被后人，他作為一位慈善家不斷被后人提及、緬懷。
       “金錢如肥料，散播才有用。”這是陳嘉庚對金錢的見解。至1934年，陳嘉庚經(jīng)商30年，獲利1900 萬元，僅資助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就花去800萬元，約占獲利總額的42%。
        大教育家黃炎培評價陳嘉庚道：“發(fā)了財?shù)娜耍�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先生一人�?rdquo;并稱陳嘉庚“毀家興學”。雖然陳嘉庚一直否認“毀家興學”，但是他的一生卻恰好證明了黃炎培所言不虛。
        他是個工作狂人，卻不迷戀錢財。他用錢財支持過孫中山的革命事業(yè)，后來又成為毛澤東革命的重要籌款人，延安革命經(jīng)費的相當大一部分來自陳嘉庚的籌款。此外，他投入最巨的，是家鄉(xiāng)福建的教育事業(yè)。
         從拖著辮子、穿著長袍馬褂，到梳著短發(fā)、穿著洗得發(fā)白的西裝，陳嘉庚帶著滿面的風霜穿梭在福建和新加坡之間，就像一架不知停歇的機器，在新加坡就是橡膠業(yè)、航運業(yè)的運營、算計，在福建則是小學、中學、大學的興辦管理、事無巨細的統(tǒng)籌，那些在新加坡賺得的財富悉數(shù)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來到戰(zhàn)火襲擾、災害頻仍的閩南。他的所有產(chǎn)品都用鐘作商標，鐘聲象征著中國人民的覺醒。
         新加坡的歡樂場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陳嘉庚卻從來不是富豪大亨圈子中的一員，他滴酒不沾，無任何不良嗜好，一生也從未卷入任何關于女人或賭債的丑聞。在那個極其腐敗的年代里，他的理想、他的鮮明的親共立場使他與逐利的商人們和族人們格格不入，他與親國民黨的“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勢同水火。
        當?shù)氐娜A裔商人往往將融入當?shù)卣�治圈子以謀取商業(yè)利益視為最大成功法門。陳嘉庚卻自我例外。他不以商人自奉，還多次向人表白, 他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并一手創(chuàng)辦了《南僑日報》。
        陳嘉庚對教育事業(yè)的首次發(fā)愿是為胞弟所刺痛。有一次，剛剛新婚的青年陳嘉庚回鄉(xiāng)省親時，看到自己的胞弟整天無所事事，赤裸著身體四處瘋玩，他很是氣憤，把胞弟綁在樹上，拿起鞭子就痛打了弟弟。
        之后陳嘉庚痛定思痛，除了留下部分家用，他拿出全部積蓄2000銀元，在村里創(chuàng)辦了惕齋學塾。然后這位傾盡身家的年輕人不得不離開新婚燕爾的妻子，回到新加坡為父親打工。就在那時，他心生大愿，“立志一生所獲財利，概辦教育，為社會服務”。因為“啟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國，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萬代的事業(yè)，是提高國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時候都需要。”

“橡膠大王”
        陳嘉庚1874年生于福建同安縣的集美社（今集美鎮(zhèn)）——一個與廈門隔海相望的偏僻漁村。他的父親陳杞柏在新加坡發(fā)展事業(yè)，僅僅是時而匯款回家。他由母親孫氏獨力養(yǎng)大。母親樂善好施，篤信佛教，除自己的孩子外，一生還收養(yǎng)了6個孩子，在村民中享有盛譽，她還曾拿出全部家當——400銀圓，撫恤鄉(xiāng)民，平息了一場建屋械斗。
        陳嘉庚8歲入村里私塾念書，舊式教育只知照本宣科，雖然陳嘉庚十分用功，把讀過的書都背得爛熟，但“數(shù)年間絕不知其意義”。這也令他后來決心興辦新式學校。成年后傾心革命、投身教育的陳嘉庚把讀書作為他一生最大的愛好，他在南洋和國內(nèi)的報紙上撰文支持革命、呼吁支持教育，這些完全靠自學得來。
       16歲時，陳嘉庚遠渡新加坡，他操著一口閩南語，根本不會說英語，在父親的米店當學徒，兢兢業(yè)業(yè)一干13年。父親是個干練的商人，從事多種投資，包括房地產(chǎn)、西米廠和菠蘿罐頭廠。但他更愛自己的庶子，和長子陳嘉庚沒有什么感情。
        陳嘉庚因此養(yǎng)成了謹言慎行、勤奮工作的習慣。他工作出色，老成持重，很快升任經(jīng)理，并給順安米店賺了大錢。但父親還是將公司權(quán)力移交給庶子，陳嘉庚以職業(yè)經(jīng)理人自奉，并力持節(jié)儉。
        母親去世后，陳嘉庚回家鄉(xiāng)守孝三年。等他回到新加坡，發(fā)現(xiàn)倏忽之間父親已經(jīng)破產(chǎn)負債。他主動幫助父親承擔了所有的債務，也以此迎來了自己當家作主的年代。
        當時菠蘿罐頭市場競爭激烈，陳嘉庚認為整個行業(yè)多不注意成本核算。他規(guī)定公司當日購進的菠蘿必須當日制完，當夜即結(jié)算盈虧，以此作為次日采購議價的標準；生產(chǎn)中也盡量減少剖工的損耗。三個月后，公司收入即大增。
        從絕境中拼殺出來的陳嘉庚終于清償了父親所欠債務，而他也明確提出誠信經(jīng)營的原則：“中國人要取信于世界！我們中國人一向講究言必信，行必果！”眾人慨嘆之余，陳嘉庚也為自己的實業(yè)迎來了品牌價值和信譽，鑄就了他的億萬富翁之路。
       《物種起源》出版的同時，種植業(yè)興起，橡膠第一次從巴西被移植到馬來西亞。從20世紀初開始，橡膠和咖啡等，開始取代中國的茶葉，成為最炙手可熱的“新商品”之一。商業(yè)嗅覺靈敏的陳嘉庚，只用2000元就購買了一批種子，播種在菠蘿園中，從幾畝到幾十畝再到幾百畝、幾千畝。
        等到了1925年，他已擁有橡膠園1.5萬英畝，成為僑商中最大橡膠墾殖者之一，被稱為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橡膠產(chǎn)業(yè)的四大“開拓者”之一。他辦橡膠制品廠，生產(chǎn)橡膠鞋、輪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國內(nèi)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國大埠設立分銷店100多處。慢慢地，他還設法和美國橡膠業(yè)協(xié)會搭上關系，把廣告做到了美國，把“謙益”橡膠廠的大半產(chǎn)品直接銷售到美國，開創(chuàng)了在英國統(tǒng)治新加坡百年來華僑不通過洋行而與外國商家直接進行貿(mào)易的先例。
        此外，他還經(jīng)營米廠、木材廠、冰糖廠、餅干廠、皮鞋皮廠等，廠房達30多處。鼎盛時期，營業(yè)范圍遠及五大洲，雇傭職工達3萬余人，資產(chǎn)達1200萬元（約值黃金百萬兩）。
他首創(chuàng)橡膠制品大規(guī)模生產(chǎn)，開辟了橡膠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輸出的國際市場，在僑商中第一個打破了英國資本的壟斷局面。陳嘉庚既不是買辦，也不是歐美工業(yè)的附庸，他在沒有關稅保護的情況下，能夠與歐美公司一較高低。

“毀家興學”
        辛亥革命之前，陳嘉庚就已剪去辮子，加入了同盟會，并和孫中山結(jié)識，成為革命在海外最大的支持力量之一。
        辛亥革命后，陳嘉庚回到家鄉(xiāng)，開始為集美學村壘起磚瓦。這次回國辦學與惕齋學塾大不相同。出洋到新加坡獨力拼搏的幾十年，他直接接觸到20世紀初期的西方文明和工業(yè)，后來又擔任了新加坡道南學校的總經(jīng)理，他不僅深感興辦教育乃國家富強之道，而且自己也有了一點辦學經(jīng)驗。他的辦校范圍不再局限于鄉(xiāng)里族人，開始有了明確的目標——為了凋敝的中國能夠有獨立思考的國民。這樣即使世界變化了，“我國固有之文化精神，萬不能殘缺，”才能從根本上逃脫天演的淘汰，因為“國家之富強，全在乎國民。國民之發(fā)展，全在乎教育”。
        從這時開始，陳嘉庚念茲在茲的是興國方能興家，興學即是興國。
        當時的集美社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二千多人口，分為七個房頭，劃地而居。七個房頭又分成兩大派，屢次械斗，結(jié)下了仇。陳嘉庚先對社里各房房長進行懇切勸說，曉以大義，使之明了同宗相親的道理和興辦學校的好處；同時表示愿意負擔學校的一切經(jīng)費，取得了各房的支持。
         在陳嘉庚的不懈努力之下，一所近代化的集美小學，1913年春在福建東南海濱建成，初期聘有7名教員，設有5個班級，招有135名學生。陳嘉庚親自制定了“為改進國家社會”的辦學方針，提出“誠毅”二字為學校校訓，誠以為國，實事求是，大公無私；毅以處事，百折不撓，努力奮斗。
         集美小學的學生不斷增加。全縣及鄰近一些地區(qū)受到啟發(fā)也想辦學。當?shù)匦�學教育開始發(fā)展起來了。而小學要發(fā)展，首先需要師資。
于是，1916年，回到新加坡的陳嘉庚決定創(chuàng)辦師范和中學。他派遣胞弟陳敬賢回到集美，建造規(guī)模宏大的校舍，聘請優(yōu)秀校長和教師，招收貧寒學生，規(guī)定：“中學生只交膳費，學宿費均免。師范生膳費亦免。各生不拘師、中，所需被席蚊賬，概由校中供備，以資一律。”如此慷慨供養(yǎng)全體學生，不但在私立學校中所僅見，就是公立學校，也極少能辦到。
        1919年，陳嘉庚又以愚公移山的氣概開始興建廈門大學。其“通告”宣稱：“民心不死，國脈尚存，以四萬萬之民族，決無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達，尚有子孫，如精衛(wèi)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終有貫徹目的之一日。”
        他將商務全盤交給胞弟陳敬賢，行前把新加坡的所有不動產(chǎn)包括7000英畝橡膠園和150萬平方尺的房產(chǎn)地皮，捐作“集美學校永遠基金”。
        他選定“國恥紀念日”為廈門大學校舍建筑奠基。校訓為“止于至善”。他在演說中號召華僑：“吾國今日處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屬財產(chǎn)家，宜捐其一部分振興教育，以盡救國責任，國家存在，而后國民之幸福乃有可言。否則為猶太之富商，任人侮辱宰殺，生命且不可保，安從而娛樂耶？”
        當時的校址上，怪石林立，荒冢遍布。陳嘉庚親自敦促工人清理墳墓，開采石條，就地作為校舍地基和筑墻的材料，節(jié)省不少建筑費。他親自修改美國技師設計的圖案，以降低造價。
1921年，廈門大學落成。“嘉庚風格”的廈門大學成為全國最美的大學校園，閩南式大屋頂與西式外廊建筑巧妙融為一體。建南樓群，陳嘉庚傾注心血最多，五幢樓“一主四從”，排列成弧形，蔚然矗立在坡上，面朝大海，樓前利用落差辟為大運動場的弧形看臺，恰似上弦月，稱為“上弦場”。
        廈門大學開學后，在廈門和南洋招收新生136名，設“師范”“商學”兩部，舉鄧萃英為校長。開學時，校長鄧萃英帶來一塊當時的大總統(tǒng)徐世昌題贈的匾額，陳嘉庚認為徐世昌是袁世凱的結(jié)拜兄弟，缺乏士人氣節(jié)，最終沒有懸掛他的匾額。
        在陳嘉庚的堅持下，廈門大學除了教授四書五經(jīng)，更多的是支持教育學習西方科學知識。
        同時陳嘉庚開始支持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希望訓練專門人才充實實業(yè)，他創(chuàng)辦水產(chǎn)及航海學校，以振興航業(yè)，開發(fā)水產(chǎn)資源，他知道未來的航運將成為各個國家的命脈。他一邊培育教師，一邊在廈門自建漁輪一艘，以供學生出海實習。集美學校奠定了中國航運業(yè)的基礎。如今集美大學的特色仍然是水產(chǎn)和航運。
陳嘉庚在家鄉(xiāng)逐步打造起的教育事業(yè)群，其運營所需經(jīng)費，全部出自他的產(chǎn)業(yè)。在接下來幾年的世界性經(jīng)濟危機中，美國汽車業(yè)減產(chǎn)，陳嘉庚的企業(yè)連年虧損，多年虧損達1000萬元，但是   他還是以廠房、地產(chǎn)和貨物向銀行抵押貸款付給集美、廈大兩校經(jīng)費378萬元。
        雖然陳嘉庚再三呼吁華僑捐款，但是同時代的眾多富豪不愿為陳嘉庚一手創(chuàng)辦的廈門大學做嫁衣。陳嘉庚橫下一條心，他相信憑借自己的力量也能辦好一所大學，就像集美學校那樣。這就需要快速擴張他的商業(yè)帝國，他貪婪地兼并、買入、創(chuàng)辦，無數(shù)的商場、工廠、橡膠園、菠蘿園拔地而起，內(nèi)部流動資金不足，他就向各個銀行大手筆地借貸。
        這些決定完全是他自己做出，弟弟陳敬賢也僅僅是輔助而已，整個集團的控制權(quán)被他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雖然西方的經(jīng)營管理方法他也學了一些，但是骨子里他是個狠勁拼搏的華商，這個企業(yè)也是典型的華人家族企業(yè)。
        清盤時，陳嘉庚有限公司的債務高達1290萬余元，其中欠匯豐銀行、紐約國民銀行、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大英銀行、華僑銀行等8家債權(quán)銀行貸款加利息104萬余元。
他在福建為教育投入共約800萬元，主要是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其中廈門大學400萬，正好是他原來承諾的數(shù)額。他認為“教育慈善諸事業(yè)，本為吾人應盡之天職”。因為西方先進國家的教育有大量的個人社會捐資，而“歐美各國教育之所以發(fā)達，國家之所以富強，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體人民。中國欲發(fā)達，欲教育發(fā)達，何獨不然。”
        為了使集美學校能繼續(xù)辦下去，73歲時陳嘉庚留下了伏筆，其效應一直持續(xù)至今。1947年，他授命其次子陳厥祥集資10萬港元在香港注冊成立集友銀行，以期從中獲得股息與紅利，使集美學校增加一個長期、穩(wěn)定的經(jīng)費來源。據(jù)統(tǒng)計，從1991年到2005年，香港集友銀行付給集美學校的紅利與股息已過11.4億港幣。由2001年10月1日起，集友銀行成為中國銀行有限公司附屬機構(gòu)，集美大學每年都能分紅至少2000萬……

 陳嘉庚為他資助的教育項目工程進行建設剪彩
 

         及至后來，奔赴海外的下一代華商終于打破了門戶之見，陸陸續(xù)續(xù)為廈門大學添磚加瓦：其中貢獻最大的當屬陳嘉庚的大女婿李光前，這位新一代橡膠大王更加默默無聞地為教育傾盡全力。
        廈門大學的樓宇陸續(xù)鐫刻上了這樣的一些名字：香港的邵逸夫、桂華山、黃克立、鐘寶玉、黃保欣，菲律賓的余明培、莊中堅、陳卿卿、許自欽、蔡清潔、邵建寅、洪文炳，臺灣的張子露，泰國的丁政曾、蔡悅詩，印尼的林聯(lián)興、李文正，新加坡的吳定基……

苛刻的父親與堅定的愛國者
        一位美國記者對陳嘉庚的傾資辦學行為感到很不可思議，問他：“陳先生，你信仰共產(chǎn)主義嗎？”陳嘉庚回答：“我早在十月革命前就開始獻出我的財產(chǎn)去辦教育，讓人們共我的產(chǎn)了。”
        與多數(shù)僑商，甚至多數(shù)華僑不問世事大不相同，陳嘉庚自從追隨孫中山以來，就一直抱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在他那里沒有中間地帶。
        在創(chuàng)辦廈門大學期間，一位校長備選者是與陳嘉庚私交不錯的汪精衛(wèi)，兩人在同盟會結(jié)識，陳非常傾心于汪的才華。后來在汪主張對日和談時，陳以國民參政員身份，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的提案并獲得通過，鄒韜奮譽之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汪精衛(wèi)叛逃后，他又立即發(fā)出通告，歷數(shù)汪精衛(wèi)的六大罪行，帶頭籌集緝拿汪賊的經(jīng)費。陳嘉庚多次對媒體坦言，“生是華夏人，死是中國魂，倘若一息尚存，定為祖國驅(qū)除日寇盡力！”
        抗戰(zhàn)中，陳嘉庚率領“南僑慰問團”來到當時的“陪都”重慶慰問，在國民黨高層最高規(guī)格、盛情接待的背后，陳嘉庚發(fā)現(xiàn)，這個當時所謂的“大后方”民不聊生，官紳大發(fā)國難財。奔赴延安之后，陳嘉庚在廉潔的延安找到了中國的希望，他自此成為堅定的親共人士。新加坡淪陷期間，他因此被日寇認定為“南洋抗日之巨頭”，憲兵隊日夜出動到處搜捕他。陳嘉庚歷經(jīng)數(shù)月輾轉(zhuǎn)顛簸，住地不斷轉(zhuǎn)移，姓名不斷更改，仍然身陷重圍。為此，陳嘉庚身上一直暗藏著一小包“氯化鉀”，就是為了防備敵人強迫他做傀儡。避難爪哇期間，他憑借回憶，寫下了《南僑回憶錄》，很多的海外華僑就是通過這本書認識了共產(chǎn)黨，了解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毛澤東和陳嘉庚在中南海
 

        1950年，陳嘉庚回中國定居。此后，他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擴建。從設計、繪圖、備料到施工，陳嘉庚事必躬親，一絲不茍。
將一生大愛奉獻給國家、革命、教育事業(yè)的陳嘉庚，在家庭生活中，則以一個嚴苛的父親形象出現(xiàn)。
        他一回家，孩子們常常躲回自己的房間，一家人其樂融融、有說有笑的場面在陳家?guī)缀跻姴坏健Ｎ遄雨悋鴳c這樣描述他父親：父親把時間都花在生意和社會工作上，“對待子女非常嚴厲”。陳國慶15歲在道南學校讀書時，母親給他買了一條領帶，結(jié)果遭到父親的嚴厲批評，直到他長大成人才戴上領帶。陳嘉庚的第三子陳博愛于廈門大學畢業(yè)后，當時廈大校長林文慶建議讓他出國留學，但陳嘉庚不允，他希望兒子能繼承他的志愿，為廈大和集美兩校謀利益。
         陳嘉庚對此的解釋是：“父之愛子，實出天性，人誰不愛其子，唯別有道德之愛，非多遺金錢方謂之愛。且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實乃害之，非愛之也。”
后來孩子們長大離開家，他更是很少與子女團聚，生日也不許大家慶祝，只許孩子們在大年初一來見面，結(jié)果連自己鐘愛的孫女死去幾個月都不知道消息。
陳嘉庚的個人生活，是出了名的節(jié)儉與簡樸。雖然身家過億，陳嘉庚的四房太太，九男八女的龐大家庭每年花費不過數(shù)千元。他本人出門時口袋里的錢從來沒有超過5元。因為“個人少費一文，即為吾家多儲一文，亦即為吾國多儲一文，積少成多，以之興學。”
        回國后，陳嘉庚的身邊沒有妻妾，沒有親眷，過著甘地般的苦行僧式生活。
        陳嘉庚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和散步。年輕時，他確實吸過鴉片，抽過雪茄，但在20年代就都戒掉了，之后煙酒不沾。
        1949年至1955年間，陳嘉庚先后進行過兩次全國性的考察旅行，近百個城市，前后歷時近一年，行程多達數(shù)萬里。82歲高齡的他在考察之后，在政協(xié)會議提了七項提案，其中有一項就是禁止給公務員配給香煙。考察時，東北的一位接待的工作人員熱情地邀請他吸煙，那是特別為接待他而準備的香煙，陳嘉庚當時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陳嘉庚的胞弟陳敬賢因為辦學積勞成疾，在日本養(yǎng)病期間出家學佛，陳嘉庚十分不理解胞弟的做法，自此與之決裂。他更顯孤獨，辦學失去了左膀右臂，孤單的背影更加經(jīng)常的出現(xiàn)在廈門大學、集美學村的工地上……
        在“反右運動”中，陳嘉庚作為全國人大常委作大會發(fā)言，肯定“整風運動”和“大鳴大放”后，著重講了十六條意見，半句不提“反右派”，而是尖銳批評黨員干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驕傲自滿、懈怠傲慢等弊端。有人勸陳嘉庚不要再“大鳴大放”了，陳嘉庚回答：“我一生實事求是，不平則鳴。做人要誠實，政治更應誠實，絕不能指鹿為馬講假話。”
        1961年陳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逝世前他喃喃叮囑，國內(nèi)銀行還有300多萬元，“全不留給子孫”，其中250多萬，用作集美學校建筑和集美學村的福利基金，50萬元捐為北京華僑博物館建筑費。“歸宿，不占集美極有限的土地”。他死后簡葬于廈門集美自己的故鄉(xiāng)。
         他說：“財自我辛苦得來，亦當由我慷慨捐去。”他言行如一，赤條條來，赤條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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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王媛名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