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儒學在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將扮演什么角色、發揮什么作用？世界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先生曾經預言：儒家的人文主義價值觀使得中國文明符合了新時代人類社會整合的需求。只有中華文明，才能真正給予世界永久的和平。一個歷史上一直是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將在21世紀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

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道德與法都是治理國家、調節社會的重要手段。然而，就道德與法的關系而言，西方文化更注重法，法是科學理性從外部強行規范人們行為的產物；中國文化則更注重德，德在儒家的人文主義價值觀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是人文精神從人的自身修養出發自覺規范人們行為的產物，從個人品德、家庭美德到社會公德，無所不在，如影隨形地指導著中國人的言行。德治與法治作為兩種基本的社會控制模式，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二者有機結合，相得益彰，共同貢獻于人類的文明，貢獻于21世紀的世界和平與發展。

下面，我將以中國文化為例，闡釋德治與法治的辯證關系。

一、德治與法治的形成和發展

在中國，德治思想起源于西周。范文瀾先生說，商是“尊神文化”，周是“尊禮文化”。這個禮的實質，就是周朝的德治思想。西周初年，周公攝政，分封建國，制禮作樂，推行了一整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制度，對于鞏固周天子的統治，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論證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周公提出“天命靡常”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觀點，以改造夏、商時代的“天命觀”，強調天意不能脫離人意，統治者的地位主要靠德行來維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及鬼神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與此同時，強調德治的治國理念，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罰”、“以德配天”，激發了人們道德意識的覺醒。

春秋末期，孔子繼承、豐富和發展了周公的德治思想。孔子極為推崇周公和周禮，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是對夏、商兩代典章制度進行因襲、損益而成的，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他主張遵從周禮。周禮所蘊含的德治思想，在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中占有突出位置，其要義是用道德教化來規范人們的言行，借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以達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孟子進一步提出以民本為核心的仁政學說，把德治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孔孟德治思想的要點是：第一、為政以德。要求國君率先垂范，統治者集團以身作則，修身立德，勤政盡責，充分發揮道德感化作用，并選拔任用賢才來管理國家。第二、愛民惠民。強調為政不可違背人心，要“泛愛眾”，給民眾以實惠和“恒產”（土地），讓他們安居樂業。重視對民眾的道德教化，以使他們的善心得到擴充和發揚。第三、德主刑輔。孔子并不否認“政”“刑”的作用，但他更強調“德”“禮”在教育人，感化人，引導人，提升人方面的重要作用，由此奠定了儒家德禮優于政刑，德禮為主、政刑為輔的治理模式。

法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時期，形成于戰國時期。法家是中國歷史上主張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重要學派，在法理學方面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國家政權的關系等基本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這是難能可貴的。孔子對法家的先驅人物管仲、子產都有高度評價，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并非截然對立。生活在戰國晚期的荀子，溶禮法于一爐，提出“隆禮重法”的治國理念。他立足于儒家的“禮治”觀，在“禮”與“法”的關系上，繼承孔子的觀點，認為禮是高于法的。而對于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卻突破孔子，汲取法家的“法治”觀，主張“禮法并重”，從而把“禮”與“法”當作治國安邦的兩大根本手段。《唐律疏議》以“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兩句膾炙人口的言辭，將這一治理模式做了簡明的概括，使之成為歷代統治者維護和鞏固國家政權的基本國策。

二、德治與法治的人性根源

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中國文化，都把人性作為研究道德與法的邏輯起點。《論語》中孔子很少談及人性，只是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性是從人的先天的本能發展而來的，人的本能是相近或相似的，是人性形成的內因，人與人在習性上的差別是后天造成的，是不同的環境影響和個人努力程度的結果，后天的環境因素和個人努力，是人性形成的外因。對于人性究竟是善還是惡，孔子沒有說，這也為后世關于人性的探討留下了空間。中國文化對人性的認識，大致有四種觀點：一是性善論，以孟子為代表，認為“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二是性惡論，以荀子為代表，認為“人之性惡，其善偽也。”三是人性無善無惡論，以告子為代表，認為“生之謂性”，人性無所謂善與惡。四是人性既善又惡論。以西漢的揚雄為代表，認為“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這四種觀點中，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是孟子的性善論，其次是荀子的性惡論。他們雖然各執一端，但都從一個側面對人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形成了中華文化特別注重自我修養和道德教育的傳統。

講人性，離不開人與人的關系。因為人性是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形成的，社會性是人的根本屬性，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人類在長期的發展中，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形成了“義”和“利”這一對基本的倫理道德范疇。一事當前，是“義”字當先，還是唯利是圖，這是人們衡量一個人是性善還是性惡的基本標準。也就是說，人類異于其他物種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道德性。

孟子從“性善論”出發，強調主體修養在人性完善過程中的作用，豐富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儒學思想體系，注重從人自身的情感和行為上，從人心之仁上去探究禮的根源。孟子循著這一思路作了進一步探索，他說：“仁義禮智根于心”，只要把人心中善的本性充分發揚起來，“人皆可為堯舜”。這一觀點有力地啟發了人們道德實踐的自覺性，奠定了儒家在道德修養中更多地借助于自我反思、自我完善的基礎。在社會治理上，孔子強調德治的重要性，突破“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舊觀念，主張“為國以禮”，“為政以德”，不僅要求為政者要率先垂范，而且對百姓也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體現了對人的某種尊重。孟子進一步提出了“仁政”思想，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王只有實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從而鞏固其統治基礎。君王實行仁政必須以民為本，“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只有給民眾以穩定的產業，使他們安居樂業，才能逐步引導他們提升道德水平。孟子的這些觀點，把德治思想發展到新的高度。

荀子從“性惡論”出發，強調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融合法家觀點，提出了“隆禮重法”的思想。和孔孟從人心之仁出發去探討禮的根源不同，荀子從人心之欲出發去探討禮的根源。他說：“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還從人的社會性上探究禮的根源及其重要性、必要性，他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荀子的觀點很明確，人性所固有的欲望和人類所特有的社會生活，是“禮”產生的根源。“禮”的制定和推行離不開“義”，“禮義”的本質內涵就是“分”，也就是貴賤、長幼之別。荀子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禮義”之于人類，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人為的，是先王、圣人為了治理天下而制定的。生活在戰國晚期的荀子，在稷下學宮“三為忌酒”，深受百家爭鳴的影響，其學術內容和背景顯得更加豐富和寬廣。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荀子是先秦諸子的最后一位大師，他不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集了百家的大成。” 荀子思想中對后世產生巨大影響的，是他融合法家觀點提出的“隆禮重法”，禮法并用的思想，他把“禮”與“法”當作治國安邦的兩大根本手段，事實上成為漢以后歷代統治者的治國方略。

由秦朝二世而亡引發的大討論，是事關立國思想、治國方略的大討論，也理所當然地追溯到人性問題。戰國時代后期的秦國，用法家思想富國強兵，于公元前221年消滅六國、完成統一大業，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大帝國，這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然而，強大的秦帝國繼續沿用法家思想，以武力治理國家，用嚴刑酷法實行殘暴統治，對百姓橫征暴斂，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結果僅存在16年就滅亡了。西漢初年著名的政論家賈誼在《過秦論》中深刻指出，秦朝迅速滅亡的原因在于“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而影響久遠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總結出“可以馬上打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歷史教訓。西漢大儒董仲舒在國策上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在人性論上提出性三品說。他認為，人性區分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斗筲之性”無“善質”，生來就“惡”，只能采用刑罰的手段來處置他們；"中民之性"可上可下，可善可惡，是萬民之性，是“有善質而未能善”，必須通過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西漢后期著名的哲學家楊雄，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惡混”的觀點，認為人性具有善惡兩種因素，它們都是與生俱來的，經過后天的熏染和學習，發展善的因素則成為善人，發展惡的因素則成為惡人。他強調后天的學習和修養，是對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思想的發揮。西漢學者在人性問題上的這些觀點，為漢代日漸成熟起來的“陽儒陰法”治國方略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陽儒”，就是公開倡導儒家思想，實行德治，教化人心，以使人性中善的因素得到弘揚，這說明漢代統治者從秦朝滅亡的教訓中認識到“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重要性；“陰法”，就是在實際政治活動中推行并依靠法家的法治，以維護其專制統治，這說明漢代統治者認識到人性中惡的因素是不可能單靠教化解決的，因而在治國方略的選擇上具有了清醒的政治現實感。“陽儒陰法”的治國方略，既避免了純任儒家的柔弱，也避免了純任法家的嚴酷，是一種兼容并蓄的政治制度。

三、德治與法治的優劣比較

綜觀人類的文明史，人性既有善、又有惡的判斷才符合人的實際。中國的陰陽思想認為，天地萬物之中都包含著陰、陽兩種既相反又相成的因素。人性也是如此。人性中陽的因素即是善，陰的因素即是惡。我們說某人是善人，其實是指在這個人身上善的因素占據著主導地位；說某人是惡人，其實是指在這個人身上惡的因素占據著主導地位。道德與法就是根源于人性的這一基本特征而產生的，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道德的基本功能在于勸善，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懲惡。二者各有優長，也各有不足，天然地具有互補性。抓住互補性這一關鍵，就抓住了認識和把握德治與法治辯證關系的切入點。

德治是內在的自律。德治著眼于弘揚人性中善的因素，強調教化在人格塑造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為教化是使人棄惡揚善，強基固本的基本途徑。一個人的進步，是修身克已、棄惡揚善的結果。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是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棄惡揚善、革故鼎新的結果。孔子的仁愛思想最可貴的價值，并不是僅僅主張以孝為本，親親為大，而是抓住“孝”這個根本，對人進行教化，使人超越自我，實現從親親，到愛人，再到愛天下萬物的人生境界升華。這種博大的人文情懷，正是孔子學說、中華文明的精華所在。馬克思曾經說過：“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道德屬于社會意識形態，是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它以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是與非、好與壞、榮與辱、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私、誠實與虛偽等基本范疇作為評價人們行為的標準，通過教育和社會輿論的力量使人們形成一定的信念、價值觀、習慣和傳統，從而引導人們對社會實際生活中的各種事物、思想和行為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道德并不是超自然的、先驗的或主觀自生的東西，而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又對社會存在有著巨大的反作用。無論是對于一個民族或國家，還是對于一個人來說，道德都是至關重要的。作為一種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它是人類前進的“目的地”；作為一種思想境界和內在力量，它是人類前進的“發動機”；作為一種價值標準，它是人類前進的“方向盤”；作為一種行為規范，它是人類前進的“交通警”。從個人角度看，人的自我發展很重要的內容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人格的完善主要依賴于道德水準的提高。從社會角度看，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就離不開道德的規范。德治既是治國的手段，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目標。

法治是外在的他律。人性中惡的因素是不可能單靠教化解決的，離開了有效的他律作保障，個體的自律是難以實現的，也是靠不住的。特別是對于掌握一定權力的人來說，如果沒有健全有效的他律，疏于監督和管理，就必然會產生腐敗，這是被無數事實反復證明了的一條鐵律。法治就是為了抑制和懲處人性中惡的因素，維護和增強人性中善的因素所發明的一種社會機制。懲惡揚善，正是制定和實施法律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法律的基本特征，一是它具有國家意志性，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二是它具有國家強制性，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對于公民而言，它是外部力量對個體進行的剛性約束,也就是他律，是一種不可違背的強制力，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違背了，逾越了，就要受到懲罰，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對于社會而言，它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可以有效地防止把國家的穩定和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威望上”的悲劇發生，是維護社會有序運轉，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然而，法律的強制力也具有天然的缺陷。生活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經看到法律和刑罰并不能從根本上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已經看到人們的道德面貌、道德思想和道德素質在維護社會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認為，用行政命令去實施領導，用嚴刑苛罰去整治民眾，民眾雖然會因為畏懼而求免于處罰，但是卻不知道違反法律是可恥的。因此，他們就不可能在內心中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而只是力求逃避法律的懲罰，甚至想方設法去鉆法律的空子，一犯再犯，從而陷入邪惡的深淵。這種強制、壓制的手段，其效果必不能深入人心，使民眾感而自化。用仁德去引導民眾，用禮樂去教化民眾，民眾就會有廉恥之心，而且會收到人心歸服的效果。孟子也說：“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產生是以道德為基礎的，法治建設需要思想道德建設先行，法治的運行和法律的實施都要靠社會道德的支撐，法治的完善也離不開道德制約。法律重在懲罰已經違法犯罪的人，道德重在教育尚未違法犯罪的人，提高他們的素質，使他們不去犯罪；法律能懲“貪”，道德能養“廉”。法律的規則是有限的，不可能囊括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生活中相當多的問題需要通過道德教育來解決。近來一再被媒體提起的“老人摔倒扶與不扶”的問題，就是一例。不扶是有違道德的，會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然而這是非法律義務行為，屬于公民的自治領域，并不由法律強制調整。由此可見，道德適用的范圍遠遠大于法律，更加貼近生活。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形成和諧的人際關系，要靠法制，也要靠教育來提高全體公民的道德品行和文化素質。無限夸大法律懲處的作用而貶低德治的作用，或者無限夸大道德教化的作用而貶低法治的作用，都是要不得的。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忽視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可能達到使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

四、從法治與德治的辯證統一中把握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是對傳統社會治理模式的揚棄，也是適應新時代要求的創造性轉換。“法治”一詞在我國最早出現在《晏子春秋·諫上九》這部典籍中：“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其含義雖然有強調法律權威性的意味，然而，君主卻擁有制定法律和運用法律的至高權力和唯一合法性。歷史事實證明，這種“君權至上”的“法治”，在實踐中必然演化為專制。法家思想的弊端，在于過分夸大法律的作用而忽視道德的作用，而這個法律則是建立在過度依賴君王個人能力，以君王個人意志為依據的基礎之上。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子，提出法、術、勢三者相結合的理論體系，強調加強君主專制。可見法家所主張的“法治”，并非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我們今天講的法治，是“法律至上”的法治，是依據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它是汲取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對我國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繼承了法家思想精華，又是以現代法治理念為指導，以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為核心，以公平正義為價值取向，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基本原則，以法律的至高無上權威為根本要求，以監督制約為內在機制，以自由平等為理想追求的法治。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告訴我們，依法治國必須和以德治國相結合。而我們今天講的“以德治國”，同樣是在汲取儒家德治思想精華，摒棄其維護宗法等級制度、把治國希望系于君主一人、夸大德治作用而對法治重視不夠等局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新型社會主義“德治”。這個新型的社會主義“德治”觀，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重視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強調選拔干部必須德才兼備、以德為先，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員“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發揮示范帶頭作用的“德治”；是在肯定“法治”重要意義的基礎上，使“德治”與“法治”互相補充，并行不悖，共同維護和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德治”。

從“法治”與“德治”相關聯的角度推進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2013年2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律與道德功能不同，調整的社會關系層面不同，應根據所要調整的各種社會關系，統籌兼顧、整體考慮。從法制建設的實踐來看，法律的創制和運作必須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立法要注意法律的道義基礎，根據客觀實際，把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直接納入法律的規范中。從道德建設的實踐來看，道德的主要功能在于“揚善”。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依靠個人的自律來推動的。道德的特點在于自覺，但事實上道德自覺決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在巨大的利益驅動面前，單純的道德說教有時會顯得蒼白無力。良好道德品質的養成，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一開始往往也要借助于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道德是法律的支撐，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要把遵紀守法作為公民最基本的要求提出來。而法律所維護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對于那些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方面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和現象，客觀上也必然要求運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在立法時予以適當規范。這樣，才能使法治和德治相互滲透、相輔相成，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針對一個時期以來“醉酒駕駛”給群眾生命安全帶來的嚴重威脅和傷害，人大修法使“醉駕入刑”，這是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嚴重違背社會公德問題的一個成功范例。

把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結合起來。法治中國，是新時期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為一體的法治建設新目標。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其基本路徑就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其基本方針就是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其基本方法就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要把這些要求落到實處，最根本的，依然是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全體公民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的素質。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古今中外的歷史充分表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體現著當代中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是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只有大力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理念，才能把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力量凝聚起來；只有大力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才能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全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引導全體人民遵守法律、有問題依靠法律來解決，形成守法光榮的良好氛圍；只有大力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理念，才能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值體系，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國家、建設什么樣的社會、培育什么樣的公民的重大問題。在全社會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不斷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力支撐；是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形成人們不愿違法、不能違法、不敢違法和自覺守法的法治環境的有力支撐；是有效整合社會意識，使社會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社會秩序得以有效維護，法治中國建設目標得以順利推進的有力支撐。

拿破侖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習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講時，機智而不失幽默地借用拿破侖的這句名言，表達了中國人民追求和平的強烈愿望。他說：“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的理想。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歷經苦難，深知和平之寶貴；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國希望同世界各國一道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前的石碑上，用多種語言鐫刻著這樣一句話：“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務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之屏障。”以天下太平、共享大同為價值取向的中華文明，必將在21世紀為全人類在心靈中堅定和平理念、揚起和平風帆、形成維護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