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朱康有
作者簡介：朱康有（1967—），山西平陸人，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哲學教研室副主任、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秘書長，國際儒學聯合會教育傳播普及委員會副主任。
編按：《中國經典經濟學——對中國本土經濟學關于自然、人生和財富的本質及其關系的貫通式總結》，鐘永圣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2年版。（該書不到4年時間里6次印刷，作者進入國家財政部文化大講堂和清華大學的講座；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一改國內經濟類圖書版權交易劣勢，此書版權被西方購買）。本文對《中國經典經濟學》的主要觀點進行了總結，掛一漏萬之處還請原作者和讀者見諒。
“復興”是接續根本的再度輝煌，這其中就有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之“根”和“魂”。除了借鑒和融入世界潮流之外，習主席反復強調的一個重要論斷就是：治理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不能指望和聽從任何外來的國家和民族給我們指手畫腳，必須立足于我們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國情以及五千年歷史帶來的文明自信。2014年習主席在儒學大會上的講話中，兩次提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的價值之一在于其“經世致用”。在“經世致用”的智慧中，即蘊含著我們的“經濟學”——它不同于西方意義上的“經濟學”，毋寧可以說是“經世濟民”之道，是“中國經典經濟學”。
一、傳統文化有無“經濟學”理論？
2008年，一場世界性的經濟（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給人類發展帶來深重災難，至今復蘇乏力，未走出其陰影；而量化寬松等手段表明，政府的措施似乎黔驢技窮。災后人們反思，為什么那么多甚至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的各種理論就沒有引導人類避免呢？實際上，絕對地說，自從西方的經濟學誕生以來，除了像馬克思等少數思想家揭露或提供有效途徑以外，西方社會即沒有徹底解決這個根本問題——或許說，他們根本無心徹底解決——如果徹底解決，就要了他們的“命”。手段或措施不能不說沒有，比若說國家干預、自由主義等等短期內很有效果，甚至幾十年的“繁榮”、高福利的保障，亦掩蓋了問題的實質，遮蔽了其弊端的暴露。
是經濟學理論出了什么問題嗎？是，亦不盡然。亞當·斯密奠定的完整的古典經濟學，除了《國富論》，還應包括其《道德情操論》。因為經濟學不只是建立類似自然界規律的數理模型，它所研究的對象是人類活動中的經濟學。因此，西方原本意義上的經濟學，可能除了增長財富、追求利潤的功利因素之外，理應包括調節人與人活動的道德準則的制約、規范、引導。遺憾的是，近現代西方“短視”的經濟學，假借數學科學的名義，誘惑人們進入上、下“交征利”的“王國”。人類現當代的大部分沖突（包括人與自然的沖突），如果說根本動因在于經濟利益的話，那我們的經濟學理論是不是應該負一個很大的責任？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和它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徹底的實踐論哲學聯系在一起的。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站在全人類解放的高度，從“平等”角度著眼，超越了狹隘意義上的“經濟學”——同樣遺憾的是，這一理論不但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被邊緣化，即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經濟發展中亦被邊緣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大的功績在于，它在同樣邏輯嚴密體系背后的“公平”或“正義”的伸張。它遠遠超越了狹義經濟學中的“分配調節”學說。從中國文化的視野看，它飽含著道德經濟倫理的思想內容。盡管它側重于資本主義的經濟秘密分析，但同樣能夠為我們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供重要的基礎。只是我私下認為，建立在分析思維基礎上的《道德情操論》，或許非常適應西方人重建經濟學的“口味”，但它并不太適合東方人的思維方式。我覺得，發掘我們傳統的人文倫理，以指導事理意義上的經濟活動，更能切合今天中國人的需要。
這并不是說，中國傳統文化中僅有倫理道德的說教，沒有經濟學的理論。只是由于國人百余年的一味批判、一味盲從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人們已經不知道也不屑于去挖掘自身的“寶藏”，而成了失去文化自信后沿街托缽乞討的“孤魂”。那么，中國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究竟如何去理解呢？它和今日“科學的”西方經濟學又有什么差異呢？
中國歷代經濟之數，從司馬遷創作《史記》的《貨殖列傳》和《平淮書》到班固著《漢書·食貨志》開始，就逐漸從無到有，直至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匯集《食貨典》，卷帙浩繁。“貨殖”即是“生財”之義，而“貨值列傳”其實就是“發財史”；“食貨”是物質產品的代表，是關于生產情況的統計數據，歷代《食貨志》就是各個朝代的“中國經濟統計年鑒”。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活動本身是“事”，記錄其“數”的是《食貨志》，記錄其“理”的是中國的經典，“四書五經”提供了更加專門化的理論基礎。《管子》、《商君書》以及姜尚、范蠡、白圭等人的實踐，更表明中國本土經濟學理論總結和經濟實踐都達到了事理相應的階段，具足“理、數、象”三方面的內容統一。
東西方文化體系在精神本質上的差異，導致現代人一方面習慣了以西方的分科式學術思維看問題，另一方面對大化無形的中華經典缺乏認識和體悟，看不到以整體體悟式思維為特點的中華文化的系統性和貫通性。中國的文化傳統，對于今天某一學科領域的技能學問不稱“××學”，而是叫做“××道”或者“××術”，例如商道、醫道、武術等；在道與術兩方面有獨特之見的學派，稱為“××家”，例如儒家、道家、墨家等。同樣，在中國古代，經濟學并不稱為“經濟學”，而是命名為“經濟之道”和“治生之術”，《易經》中稱為“理財”（《易經·系辭下傳》：“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或用上面提到的“食貨”、“貨殖”來表達。
就中國文化來說，不能夠真正助益國計民生的任何學問，不論冠以何名，都不會是“經濟學”。中文語境的“經濟”中的“濟”所組之詞，如“接濟”“周濟”“同舟共濟”都是幫助別人或者互相幫助的意思，與“經”合在一起，是“以經濟世”的簡稱，乃達則兼濟天下的學問，通常指運用源于自然的恒常大道之理，實施安邦定國的宏圖大略及其實踐。顧名思義，“經”為公理，“濟”為應用，是把師法天地、道法自然的公理智慧應用于造福黎民百姓、天下蒼生的學問，實際上包含了使整個社會和諧、富足、安定的理念和致用韜略。它和西方的“economics”由于文化土壤不同，二者在層次、境界和通達方面產生了本質差異。簡單地說，中國古代的經濟學是義利并行、倫理貫通、性相不二、道術兼備的體悟式、踐行式學問，西方經濟學是偏重自利、倫理薄弱甚至缺乏、執著事相的分科式學問。經典蘊含的經濟學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主張節儉，不刺激消費，否則必導致浪費；主張財富隨取隨用，不單純累積財富，“多藏必厚亡”；政府和市場同是倫理秩序，和諧互補，是“治道之要，貴在不擾”的“中道經濟”；和氣生財，不事競爭，自強不息，“與時逐而不責于人”；誠信為本，世代相傳，精益求精；明碼實價，適得其利，不取暴利，得利最大。生財的大道就是做人的大道，經濟的學問就是做人的學問，是經世致用的“外王”事業與內圣的完美統一。經濟資源的特點不是“有限性”和“稀缺性”，而是具有“德行相應性”。市場的真正動力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在于競爭。“看不見的手”不是市場經濟，而是自然道德倫理，或者叫因果定律。
經濟問題的本質就是道德行為問題，是倫理問題。財富既然是善德的結果，那么經濟風險的規避，就是一個棄惡揚善的倫理道德行為問題。經濟之道就是道德實踐，就是倫理的施行，就是自然秩序的體現，有一點沒有滿足，經濟運行不會和諧順暢，就會產生動蕩和危機。道德就是一種資本，是繼實物資本、人力資本之后，“經濟學”認識到的第三種“資本”形態。滿足衣食住行“經濟”，是解決身體的物質需求，更高層級的經濟學是救助和解決人類整體的物質和精神問題。中國本土經濟學，一是具有獨有的“德本財末”、德財相應的經濟觀念。春秋末期曾子在《大學》中明確總結為：“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西方經濟學在衡量“最大化”的時候，用上了財富、收入、盈利、租值和功用五個指標，中國本土的衡量概念是福、祿、壽、喜、財五福，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概念更廣大，更人性，更以人為本，而不是簡單的“商品”堆積。二是具有以“天人本一”為理論基礎的獨特理論體系。三是具有獨立的歷史實踐。中國經濟史印證本土經濟學。二十四史的記載表明，就國家經濟整體觀之，無非一條是因德而興，另一條就是敗德而亡，雖然“金玉滿堂”，但“莫之能守”。經濟的本質是倫理德行的外化，遵守自然倫理，就興旺發達；悖逆自然倫理，就動亂衰亡。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成就，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中國本土經濟智慧的結果，而不是聽從西方經濟學的結果。
二、中國經典經濟學的原理
1.道德決定論
道德一詞在中華古文明中是道與德兩字的疊合。道指宇宙大自然的本根，是一特殊的存在；德是道這一本根的功能體現。道和德是宇宙的最根本的物質及其最根本的性能，即其體和用。《管子·心術上》中說：“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也有把道德二字連在一起作一詞使用的，如《管子·內業》中說：“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于道德”；《莊子》中所說的“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這里講的不是真正的社會道德，它屬于廣義的道德，指大自然中的萬事萬物本身的體性特征與規律功能表現。道與德雖然有些區別，但兩者又是難以分開的，因為它們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側面，所以《管子·心術上》中說：“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
萬事萬物按照自身的特殊的規定性進行運動變化。由于事物的體用實現過程是在大自然中進行的，同時又是出于自身的自然而然的規律，也就是說，不是外界強加給它的，所以可稱之為自然道德。自然界中的萬事萬物無不具備這一道德形態，如無機物的性能及其各種運動變化，生物的生長發育等體性功能及其規律變化，都屬于自然道德。我們知道，人這個物種不管它多么高級與特殊，但它仍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即人是自然的人。因為人這個物種也必須遵循自然道德的規律。人體內進行的新陳代謝的生命運動變化，統屬于自然道德的范疇。倫理是人與人的關系、人與大自然的關系、人與整個宇宙的關系。
無形無象、無所不在的道與德是可以通過體察并予以踐形的，德本身就是修煉。如《莊子》中說：“德者，成和之修也。”就是說，使人的行為達到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的修養就是德。又古之德字又作“悳”，《說文解字》中解釋說：“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管子·心術下》中說：“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不要被外界的事物擾亂了你的感覺器官，進一步地也不要讓感覺器官把內心的精神世界擾亂了。如果能做到這樣，里邊有個主宰，外面不亂，這就是內德。修德就是修道。古人把修煉有成則稱為得道，實際上就是通過修養與提高道德水平，使自己不僅能體察到道的體性，而且能留住自然界的道氣為己所用，從而獲得更大的自由。
在人的社會活動中，倫理關系就是經濟關系，五倫決定了經濟分工。《素書》有云：“人之所宜”，在本質上是對自然倫理的遵從，每個人認同自己的社會角色，盡職盡責，就是素位而行，就是天然的分工。在各自的崗位上，五倫之義盡到，人道盡到，即符合天道，也就是符合自然倫理。在這個意義上，倫理就是天然的合約，社會運行的交易成本最低，所以道德倫理是社會效益的根本。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爵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者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倫理的執行沒有交易費用。如果倫理的運行出現了交易費用，就是人出現了不會做人的情況，道德水準下降了。故此，經濟學就是人學。
目前學術界所講的倫理含義比較狹窄。我們今天所講的倫理道德屬于儒家所稱述的“禮”的內容。《禮記·禮運》中說：“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把禮義作為養生的重要內容；人的倫理道德還能夠返回到自然道德中，從而可以說與天地道德也是相通的：這些觀點和我們現在的倫理學是有區別的。
2.德者生財論
德者生財。《黃帝內經》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古時中國稱致富為“治生”、“貨值”、“生財”，關鍵在于一個“生”字。《論語》中說：“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財富的多少是善行累積厚薄的結果。有德者必可有財富，但是德者未必求財，德者的財富形式也未必是金錢的形態。《易經》所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從變易規律中指出了不易的財富代際延續問題。
敗德失財。《了凡四訓》中說：“有千金之產者，必是千金人物。”經濟的結果不過是人的素質的外在表現，是心理謀劃的物質體現。倫理道德是和天體運行一樣客觀的存在，順之者昌，逆之則亡。為富不仁者必敗家道，富不過三代是也；勤儉持家，樂善好施，不過三代必興旺發達。世間的個人和家庭的運勢就在這種交替中“高低起伏，冬去春來”。人事如此，國家也是如此。索羅斯認為：“代理人應該代表其代理人的利益，但事實上他們趨于將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應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代理問題已經被經濟學家廣泛分析過，但完全是從合同和經濟動機的角度出發，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倫理和價值觀問題。而剔出倫理因素，問題就變得很難駕馭。如果誠實和正直取向在人們的行為中失去控制地位，人就會日益變得只受經濟動機的驅使。市場原教旨主義宣稱的‘價值中立’，實際上是消弱了道德價值觀。”（[美]喬治·索羅斯：《超越金融：索羅斯的哲學》，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頁）提高道德的過程就是增加財富的過程；道德敗壞的過程就是引發經濟危機和社會災難的過程。
布施生財。古代經典認為財富是布施行為的自然果報，要想自己富有，要勤修布施；要想得財，首先要有能夠舍出去的德行。很多人嗜財如命，要其捐贈出去如鈍刀割肉般舍不得。“布施”是揭示“不失”的事實真相，捐贈貌似把自己的財物、服務“給出去了”，好像是一種失去；其實是沒有失去，是一種真正的獲得。所謂“舍得舍得，不舍不得”，你想要收獲，不是先把種子撒出去了嗎？經濟學上，凡是想要回報的，不是首先得投資嗎？也是一種撒種。資本其實就是一種財富的種子。
和氣生財。禮之用和為貴。和氣生財不但適用于個人，對于國家也是一以貫之的不易法則，自古傳言：“家和萬事興”。《孫子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亦是家（國）和萬事興的兵家版本。眾人同心其利斷金，所以成功的事業一定是在一群具有和諧氛圍的領導人率領下完成的。分裂鬧矛盾的組織或者國家一定受損衰敗。
3.德財德用論
掙錢是能力，但如何用錢，則是對智慧的真正檢驗。布施既是生財法，也是用財法。其他用錢的方法還有：
悖入悖出。曾子《大學》曰：“道德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古代經典認為，錢是王、賊、水、火、親“五家共有”，不只是你自己的。錢財即使一時為“非其人所得”，也必然會在日后發生五種情況而失去：被水沖走，被火燒光，被盜賊搶去，被國王沒收，被親屬爭奪。百姓所謂：不是好道來的財，也不會有什么好的花法。不是辛勤賺來的，其出也快。從腐敗的廣度和前赴后繼的現實來看，中國倫理經濟學的教育迫在眉睫。就是因為絕大多數人接受了錯誤的經濟觀念，接受了錯誤的財富觀念，才使一代又一代原本“組織考核合格”的公務員變成了飛蛾撲火的貪官，使一代又一代本可以生財有道、守法得財的公民變成奸商詐客，使國家受損，使祖庭受辱。
積財喪道。財富周流不息，融通有無，造福天下。囤積不用，等于暴殄天物，主事者必受其殃，“多藏必厚亡”。財富五行屬水，為天地血液，融通周轉，潤澤百業千家萬戶，必要積蓄以備不時之需，但是如果過度囤積，就會凝滯。現代社會認識到“可持續”才是發展的內涵，即中國經典所言的“生生不息”。現代經濟學執著于“所有權”，其實擁有所有權而不使用，等于沒有。金庫中的金條或者保險箱中的珠寶一放幾十年，是誰的呢？自己其實在欺騙自己。
三、《管子》：中國經典經濟學的有形理論
《管子》一書是中國“最全面、最系統、最專業”的經典經濟學著作。現存《管子》76篇，約十分之七論述經濟，約十分之五是“經濟專題研究”。如果中國經典經濟學的多數經典都是“無形”的經濟學存在，是中國本土經濟學的“密教”法門，那么《管子》則是唯一“有形”的經濟學存在，是中國本土經濟學的“顯教”法門。亞當·斯密如果是“鼻祖”，那么在這個鼻祖之上2500年的高度上還有一個“太祖”。
天道倫理經濟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把社會物質條件作為政治和倫理的基礎，物質財富和倫理利益觀念水乳交融。“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和“振其窮”這“六德”是國家政府的責任，也是經濟之道的根本，“七義”、“八禮”也多和經濟問題直接相關。把經濟和德、義、禮一體論之，表達是中國本土經濟學的倫理本質。而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認識，仍然是分析文化體系下的觀念。
勞動與土地結合的財富創造觀。“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也”，但是僅僅有土地而沒有人的力作，國家是不會富強的，“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勞身”，有了土地，加上人類的勞動，財富由之產生。國家貧困，主要不在于資源多寡，而在于勞動和經濟制度，否則再多的資源也不會形成有用的財富。西方直到17世紀才有英國的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財富的母親，勞動是財富的父親”的觀念。
民情自利與民德為圣的全面人性論。“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故善者執利之在，而民自美安。”這段文字基本上涵蓋了西方經濟學的“大半江山”：自利假設、市場自由、自我調節、反對干預、政府守夜而民自富等等。管子不但認清人性中的自利傾向，令人難以置信地認識到民眾集體的智慧具有大德，集體的智慧和圣人一樣高明：“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圣”，“民之觀也察矣，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這分明就是說“人民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市場理論。“市者，貨之準也”，物品貴賤，要通過市場檢驗；“聚有市，無市則民乏”，沒有市場，不能交換，會使物資匱乏，供應不暢；“市者，可以知治亂”，通過市場上商品的盈缺和價格波動，可以察知國家社會的運行狀況；“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天南海北的各種物品在市場上都可以具備，人人可以在市場上通過公平交易而和氣生財；“市者，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市場能夠顯示出哪些產品過剩了，哪些產品脫銷了，但是市場本身并不能解決生產的多少問題——相當于指出市場的交換場所特征，是流通的過程，而不是生產的過程；“市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市場有信息反饋的作用，促進生產者生產更多適銷對路的產品。市場的本質、功用、局限，管子說得很清楚。
政府財政與宏觀調控理論。減輕賦稅收入，加強經濟收入，特別是以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收入作為主要的財政收入，“唯官山海為可也”，通過市場法則來和人民做公平的、各得其利的生意。這種財政策略很高明，使人民感覺國家幾乎不怎么征稅。當時自然沒有“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這樣的詞匯，而是叫做“國軌”，即國家政策對經濟運行合乎軌道的規范。“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在此基礎上制定的“泰軌”，相當于社會發展基本綱要、規劃。對糧食實行“平準”政策。
社會分工理論。管子從職業分類的四業分居論推出分工理論。他認為專于一種工作，熟能生巧，“成與務，能則專”。不但能節省時間，還能夠提高產品質量。如果整個國家社會能夠合理分工，布局合理，“明分任職”，就可以“治而不亂，明而不弊”。“不務則不成”，社會分工越是深入，則經濟效率越高，“能則專，專則佚”，以相對少的時間做同樣的工作，按照美國經濟史學家熊彼特的觀點，這就是創新，就是利潤的來源。分工的發現被當作亞當·斯密對西方經濟學最核心的貢獻之一，是對歷史的無知。
消費理論。在《管子·侈糜》一篇，系統地論述了消費對生產的促進效用。后世學人多以為管子的消費觀念是矛盾的，一方面提倡節儉，另一方面又鼓勵奢侈。其實這是不明中道、曲解管子真義的無知之見。凡事有法度，有中道禮儀標準，不可不足，也不可太過，所謂“儉則傷事，侈則傷貨”。現在人理解的奢靡已經完全是指對純粹消費的負面評價，而管子論述奢靡是從國家經濟的角度說的，所以，在通古今之變的角度上，管子所說的不過度的奢靡是指“必要的消費是促進生產的條件”！
貨幣理論。《管子·輕重乙》中指出：“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通貨”論述最早起源于管子。貨幣具有流通職能，“刀幣者，勾瀆也”，貨幣在國家市場上流通猶如血液周行于人體內的管道。貨幣是儲藏的手段，“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余”。國家貨物數量和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數量要互相匹配。貨幣是支付手段，“士受資以幣”。還有貨幣的黃金本位制設計以及貨幣的壟斷鑄造等思想。
價格理論。絕對穩定的價格對經濟發展不利，價格在“衡”的一定幅度內上下波動，是貨物隨著市場行情自然發生的現象，才會有利于經濟發展，“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國家對均衡的價格不能強行計劃控制，否則會違反萬物自然的起伏波動而造成禍害。
國家貿易理論。在國內貿易上，一方面鼓勵貿易，另一方面限制大商人兼并，盡力保持農工商三業均衡：這同樣是中道倫理經濟的體現。為了擴大國際貿易規模，制定了固定的供吃供住的制度，“請以令為諸侯之商立客舍……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此為古代的“招商引資”做法。
四、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回應
1.自他不二：自利、他利和互利
以亞當·斯密為鼻祖的西方經濟學的邏輯起點被認為是“自利”，即人會在約束條件下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被稱為是“經濟人假設”，運作機制的“看不見的手”的市場。國家政府僅僅是“守夜人”，不能對市場經濟插手，否則就是“干預經濟”。后來，逐漸有“理性人假設”、“道德人假設”、“有限理性人假設”甚至“非理性行為假設”等等改進，但都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礎上。如果人人是自利的，那么這個世界怎么會是美好的？人活著還有什么尊嚴和高尚可言？如果人人必須在市場競爭才能生活美好，這和弱肉強食的叢林有什么本質區別？
中國傳統經典經濟學則是道德倫理的經濟學，是自律的經濟學，是通過他利達到自利的經濟學，是通過自律達到自由的經濟學。凡是謀取自利的學說都不是經濟學，這是中國體悟文化產生的獨有的智慧和認識，所以中國才是真正的“經濟學”的故鄉。當然大家也可以說東西方的經濟學是兩種不同的學問，可是在中國文化中，“經濟”的本意就是治理國家乃至大利天下，決不僅僅是謀求一己之私的學問。懂得和如何濟人、濟家、濟國、濟世，才是真正懂得了“經濟學”。除此之外，即使自號經濟學，也不是造福世界的“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由于不能全面透徹地了解人性，所以錯誤地把“自利”當作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導致了200多年一直泥足深陷。在人性當中，有自利的基因，也有他利的基因。亞當·斯密所說的自利，實質上仍然是自利與他利統一的行為。即使屠戶、面包師和釀酒師的心中沒有一點他利觀念，他們努力做好肉品、面包和紅酒也都是事實上的他利行為，因為只有做得讓人們喜歡，才能賣得出去，才能收回成本，取得利潤，就如馬克思所說，只有實現了商品賣出去這一“驚險的一跳”，才能實現自己自利的愿望。也就是說，不能實現他利就不能實現自利。經濟行為一定是自利和他利統一的，而且是他利為先的行為。西方經濟學的自利假設和滿足市場需要的理論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即使主觀愿望上沒有他利的思想，甚至于出于自利的想法，在經濟交換中也必須滿足他利，否則交易就無法完成。所以，仔細觀察市場交易中的交易行為，如果雙方是自由自愿的，沒有脅迫的勢力和扭曲的因素，那么交易雙方是彼此互利、各取所需的。同樣的交易行為，把當事人定義為自利還是他利，有天壤之別：定義為自利，使事實上的他利行為受到抹殺，而且不利于人們的道德感覺和行為暗示，將把世界引向黑暗和丑惡。利他絕不是一般想象的那樣，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德先生”的空洞教化，會讓他利的人自己一無所獲，這絕對是歪曲和誤解。努力按照能夠實現市場交換的要求生產，本質上是按照“他利”的要求生產，就是一種美德，它可以把美德這種無形的財富形式變換為可觸可摸的真金白銀的有形的財富形式。
西方經濟學鼓勵競爭，是基于資源稀缺性的假設和人要自利的假設，必然要把社會引向自私自利的深淵。其實，經濟發展的動力是自強不息而非競爭。只有不與人競爭才有真正的幸福與和諧。不競爭不是不努力，不是沒有比較，而是自己“見賢思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好像是對的，然則是誤導：天以何標準選擇？不管怎樣適應，卑鄙猥褻的人也比德行高尚的人更有生存機會？絕無此道理。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是說人要有不斷前進的意識，是和自己過去競，而不是和他人爭，只有不斷進步的人才會符合自然之道。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市場，因為市場表現是人性表現。戰勝自己人性中不定的一面，才能在市場中獲得成功。按照司馬遷的總結，經濟管理的五種境界自上而下分別是：因之；利導之；教誨之；整齊之；與之爭。今天西方經濟學大行其道的市場競爭學說，就是第五種“與之爭”的境界。競爭是一切不穩定因素的細微源頭。世界進步的真正健康動力在于見賢思齊，在
“歷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來治理國家，一直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夢想。這是兩千年封建社會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是唐宋以來中國落后的重要原因。我是歷史樂觀主義者，相信法制環境下的市場經濟，具有升華社會道德的力量。就道德論道德，陽春白雪，對牛彈琴，未必影響得了樓下的人。”（王則柯：《排隊的文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頁。）這樣的觀點在當下“經濟學者”中具有代表性，這實在是時代病癥深遠流弊。沒有道德觀念的教育和提倡，中國文明絕不會五千年連綿不絕，早就亡掉了。沒有道德的世界必定是毀滅的世界。就對社會破壞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沒有比錯誤的西方經濟學觀念更可怕的學說了。西方經濟學不但要為八十年來席卷世界的三次金融危機負責，還要為社會風氣的毀壞和市場中道德的淪喪負責。
2.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互根互生的兩種自然秩序
國家經濟離不開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不逾矩”地自由運行（雖說是自由運行，但是要合規合道，就是今天所謂符合客觀規律）。在不同的運行階段，政府調控和市場主導是互助互補。二者若有一偏，則不得其正；這一點已經被近兩百年來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和經濟危機史證明。在西方經濟學市場有效性理論的籠罩下，眾多政府行為被思想束縛住了，似乎只要是政府的行政規劃，就是“國家干預”，就是與市場經濟背道而馳，就是破壞市場經濟建設。市場有效的假說已經被經濟現象證偽，市場失靈司空見慣。這是對市場的盲目依賴和迷信造成的誤解。同樣，國家政府的計劃作用也曾被片面化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政府的界限在于“治道之要，貴在不擾”。任何一個家庭、企業和組織都需要“心”來做主。政府是國家之心，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是制定政策的；政府是國家之主，要穩、要定、要清、要靜、要明、要親，總之要“不擾”。政府能夠策動，要能夠帶領，要能夠保護，要能夠扶正祛邪。在經濟發展初期，猶如春季萬物生發，需要陽氣蒸騰，就是需要政府的原發策動。在經濟發展到成熟階段，猶如夏季作物生長旺盛，播種耕耘之后，可以在生長期內任其自然生長。這個階段，就可以說是“市場主導，政府是守夜人”，只要沒有違規，大家相安無事。把市場定義為不受國家干預的機制，而在分析市場生產和消費時，又把政府和個人、家庭、企業并列為市場的行為主體，在理論體系上常有自相矛盾的情況。
財富與政治，是經濟學的兩個基本構成因素，中國經典經濟學就是“財”與“政”平衡統一的經濟學。政府的治理和經濟行為必定是財政問題。財政的本質是經濟學基礎理論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財政政策和制度一定要在任何一個關乎社會公共倫理的領域維護社會整體的道德訴求，維護公平，體現正義。
政府是市場的孿生兄弟。市場履中道而行，政府就成為良好運行的市場的一部分，似乎看不見政府的存在。政府中正而行，市場就成為良好運行的政府的一部分，似乎看不見市場的存在。現代人熟知乃至迷信“在自由市場條件下，資源配置能夠自動達到最優配置”的理念，卻不知道“治道貴清凈而民自定”這句地道的中國文言語的真正“經濟學意蘊”：政府的統治之道難能可貴的是素位而行，清凈無為，保證社會的基本秩序、公平原則和制度環境，不干擾民眾的生產經營，那么萬民自然安居樂業，市場自然有序繁榮：此亦可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了！
習主席在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對綿延5000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在西方經濟學大行其道的今天，反思其不完善和錯誤，需要對中國古代的智慧進行大量的解說和闡揚，用之于當今的治國理政實踐，切勿輕易全盤否定、棄如敝屣。習主席強調要用正確的義利觀處理周邊關系，把道義和經濟利益聯系起來思考問題，這其中自有歷史的睿智，是大經濟觀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