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普及是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儒學普及即屬于教育，就必須明確這一教育的目標、教育的主客體、教育的內容、教育的手段，才能為真正實現(xiàn)儒學的普及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儒學普及的目標——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根據(jù)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報告精神，弘揚中華文化是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劉云山指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提高國家文化軟 實力，必須始終保持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堅持以中華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為根基，以外來健康有益文化為補充，大力繁榮發(fā)展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優(yōu)秀文 化，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儒學作為傳統(tǒng)中華文化主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筆者以為，這既是儒 學普及的價值所在，又是儒學普及所要實現(xiàn)的目標。儒學生存和發(fā)展的合法性不容置疑。

     毋庸諱言，二十世紀的文化運動、“文化革命”從其消極意義上說，造成了幾代人對傳統(tǒng)文化包括對儒家文化的隔膜，儒學不僅退出主流意識形態(tài)，也基本上整體地推 出體制化的教育系統(tǒng)（除了高校科研單位作為研究的極少數(shù)部門之外），從而淡出社會公眾的視野。新一代自受教之日起，不知儒學、儒家為何物，并在社會意識形 態(tài)的影響下，給它扣上了各種諸如“腐朽”、“封建”、“階級”等帽子，以至于形成了對儒家文化知識深深的偏見和誤解。加之，尋找時弊的緣由，總要拿古人 “家長制”、“流毒”搪塞問罪，誰還敢不識好歹去翻這些“古董”？經過近一個世紀不斷地“批判”，儒學經典甚至作為“封資修”的“反面教材”，基本上被打 入冷宮而無人敢問津。

     毋庸否認，中國人民在新時期改革開放的號角下，現(xiàn)代化進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要融入全球化的行列，同樣面臨著“身份”的識別、文化的認同等棘手問 題。在外來文化泥沙俱下的沖擊大潮中，尤其是新生一代往往會自文化的“器物”表層嵌入，難免“迷失”自我而不能自拔；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廣大受眾者信仰在傳 統(tǒng)解構的“碎片”中日益被侵蝕。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自強，促使人們重新在歷史的世界和現(xiàn)實的世界中進行定位，以追求民族的獨特性所在。我們似乎從“復興” 的字眼中讀出了中華民族認祖歸宗的雄心大志。現(xiàn)實中的自信心追溯到歷史，歷史的評價也在更新——五千年唯一連續(xù)的中華歷史實際上是一部文明不斷發(fā)展的歷 史。

    世紀交替之際，“國學熱”興起，經典誦讀工程愈做愈大，儒學一度在浮躁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成了時髦的“消費品”。當然，這遠遠談不上儒學得到了普及。重回世 間的儒學，一定會發(fā)現(xiàn)它的命運時過境遷，而需要重新得以定位，“給個說法”。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十七大、十八大報告第一次作出了結論——儒學普及的目標就 在于融入當代社會主義文化內涵中，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服務。接續(xù)“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傳統(tǒng)慧命，這是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職責之一，是推進馬克思 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推行“以德治國”，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等等，無不融納了歷史的智慧。中華文化所包含的自然和人文倫理價值，為消解當今各種 沖突和紛爭提供了可供資借的深厚底蘊。總之，“共有”意義深刻，它不僅意味著海峽兩岸，也包含世界上所有華人在內；不僅是黨內的一致認同，更是超越黨派意 識形態(tài)作為一切炎黃子孫的精神紐帶、信仰之根。

     二、儒學普及的主客體——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普及是面向所有群體的——既有教育者，也有受教育者。即使是從事儒家文化的研究者、宣講者，也不能說對儒家經典非常熟悉，更不用說全部都做到了。傳統(tǒng)的決裂 和斷層，已經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由于沒有從小耳濡目染，大部分人缺少的正是某種氛圍下的“童子功”，處在“現(xiàn)時代”環(huán)境中的后天“補缺”，很難嘴嚼到其 中的精髓實質。我們太習慣于用今人和西人的“話語”來分析古人的術語，其結果往往走樣失真。而采用近代西方傳來的職業(yè)化分科教育，使做人和知識傳授分離， 進一步造成了人格的二重化。知行不再合一，分知識和生活為二，使得“自近代西洋哲學傳入后，學者多忽視身心修養(yǎng)”。將儒家傳統(tǒng)僅僅作為一種知識，掛在口頭 上，不去踐履，不去實行，網絡上人們戲稱一些人的“新儒學”變成了“新辱學”。

     顯然，普及首要的是知識的普及，但同樣重要的是普及中的實踐問題。從事儒學普及的教育者首先是受教育者——不只是接受儒家的知識，而且以身載道，是新時代 儒家精神的踐行者。否則，人們很難去相信、進而信仰這一傳統(tǒng)，它也就很難扎根到血液中，體現(xiàn)到行為規(guī)范上。這樣，把它作為“精神家園”的普及目標就必然落 空，而成為空洞的口號，政策的轉換很快就使其變成“過眼煙云”。

    在普及中，社會大眾的領導層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影響力非同小可。中華帝國時代，統(tǒng)治者把教育而不是經濟放在首位，所謂“教民為先”，教育機構也是以“禮 部”（主管文治教化）為首。現(xiàn)時代，如果國家領導人帶頭倡導，各級領導上行下效，民眾很快就能形成風氣；反之，如果只是停留在宣傳上、口頭上，而不真正去 親自實行，物欲文明的“汪洋”很快就會淹沒一切。領導層不但要自文化建設的高度去認識這個問題，而且要從為民族歷史負責的使命感上自覺地承擔這一重責。

    誦讀經典的師資培訓是最為關鍵的環(huán)節(jié)。除了專門從事儒學研究的學者外，大學本科以下的課程內容（哲學系等個別系除外）基本上不涉及儒學內容；如果有，也只 是點綴式的，談不上系統(tǒng)化。這就造成了普及所急需的師資力量的極度匱乏。從1989年以來，中華文化經典誦讀工程雖說有近千萬人之多，但在整個青少年人群 中還是占得比例太低，其中的原因恐怕還是師資缺乏。要使下一代了解和掌握儒學真諦，就需要在中小學有關教師隊伍中加大掃盲和培訓力度。

    作為“無冕之王”的大眾傳媒在現(xiàn)代社會中左右著人們的視聽。充分利用這一載體，推廣普及健康向上、注重道德教育的傳統(tǒng)文化經典，是實現(xiàn)教育活動主客體互動 的絕好途徑。現(xiàn)在我們只是在個別頻道極其有限的時段領略傳統(tǒng)的一鱗半爪，“君王臣子”的影視節(jié)目很難說得上體現(xiàn)了悠久文明的精華。配合宣揚社會主義“八榮 八恥”的核心價值觀，我們建議設立國家公益的傳統(tǒng)文化電視頻道，責無旁貸地負起傳承歷史文化命脈的義務，從而改變目前出于商業(yè)動機充滿熒屏的大肆宣揚暴力 甚至是色情的內容。

    三、儒學普及的內容——儒學經典的分層設計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內容無所不包。僅就三教之一的儒學自身來說，演變數(shù)千年，歷經幾個階段的大發(fā)展，其成果蔚為壯觀。目前在編的《儒 藏》工程之大，可見一斑。儒學普及的內容只能是那些歷代鑄就的經典之作。這些經典跨越時空，飽含古人彌久的智慧凝聚，凌越時空，具有永恒的真理價值，值得 人類千秋傳頌和珍視。因此，配合年令以長，儒學普及要充分體現(xiàn)不同時期儒家教育的目標、功能和內容。

    根據(jù)人的一生在不同時段的認知發(fā)展規(guī)律，儒學普及的經典內容也應該分層設計課本，做到讀書有次第，普及有階梯，以體現(xiàn)生命的內在精神需求，亦使當代的儒學 知識教育達到系統(tǒng)化、完整化。兒童時期，記憶力和模仿力強，對于有節(jié)律的知識點能很快背誦下來，《詩經》、《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guī)》、《千字 文》、《幼學瓊林》、《龍文鞭影》、《增廣賢文》等蒙學經典以及唐宋以后的經典律詩可作為配套教材。這些經典內容，多使用韻語和對偶，濃縮了歷史的自然知 識、人文典故，讀起來瑯瑯上口；如果再配上適當?shù)钠匆簟⒆⒔夂蛨D文，不但擴大了識字范圍，其中的誠實、守信、忠義等倫理道德內容也會在不知不覺的涵育中得 到熏陶。同時，注重從日用做起，盡下學之功，把《弟子規(guī)》等文宣揚的“禮”作為外在規(guī)范，在模仿中約束身心，以為大成之基本而終身受用。

     少年和青年時期，知識日益增長，可適當擴大儒學經典普及內容的深度和廣度。《論語》、《孟子》、《孝經》、《周易》、《尚書》、《春秋》、《禮記》等文， 進一步從理論層面展開了儒家的宇宙觀、社會歷史觀、人生觀，根據(jù)需要可全文或節(jié)錄其中內容。另外，由于傳統(tǒng)文史哲不分家、經史文互補，所以經既治，可以觀 史矣；史既通，可以肆文矣。選取一定的文史知識（諸如一些著名的文鈔以及《史記》、《資治通鑒》等）顯得非常有必要。明經以通史，以經觀史，一歸于正。有 深厚的歷史根基，“治亂興亡之跡，爛若指掌”，加上以德性為主的“萬世制治之良規(guī)”（經的基礎），既有歷史事實，又有正確的價值標準，才可以學文、制文。

    中老年以后，事業(yè)或學問基本成熟定型，要使人生更完美、更有意義和價值，就要解決每個人晚年都要遇到的“安身立命”問題。儒家在宋明時期汲取佛、道二教精 華，發(fā)展了心性修養(yǎng)的工夫和境界，并獲得不依傍外在條件的自我內在之樂，是為有名的“孔顏樂處”，可作為人生無窮的藝術“受用”。因此，“儒學經典”不能 只局限于先秦時期，還必須著眼于儒學宋明以后的重大進步，以體現(xiàn)邏輯和歷史的統(tǒng)一，顯示個人受教和歷史演變的某種“重演”。此間，擷取理學一些名篇，諸如 《西銘》、《定性書》、《四書集注》、《傳習錄》、《大學問》等，比較適用。甚至，道家和佛家的很多經典也能夠作為該年齡階段的教育內容——這也反映出傳 統(tǒng)社會后期“三教合一”的趨勢。

     融納各方意見，設計好系統(tǒng)的教材，就為開展儒學的普及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中國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做人的教育，從一言一行、一節(jié)一儀甚至一念一思入手，最 后達到一個“理想人”的要求。由人道實證的方法得到人道真理，這是東方文明的精髓。人類今天的危機，絕大多數(shù)是由于近代以來工業(yè)文明中人與人關系失調所造 成的，注重人倫關系的儒家可為化解沖突、走向和諧提供資鑒。

     四、儒學普及的途徑——從民間教育走向體制化教育

     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盡管民間作了大量工作，但儒學普及還只是外圍的；儒學要充分發(fā)揮它在和諧社會、和諧世界中的作用，必須逐步走向體制化的教育系統(tǒng)內 部。目前，應該說我們黨為儒學生長創(chuàng)造了比較適宜的“土壤”和“大氣候”，而各種附屬的環(huán)境和條件要靠各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漸建立起來。

    儒學教育其實并不與現(xiàn)行教育體制沖突，反過來可以作為其有效、有益的銜接、輔助、補充。歷經數(shù)千年檢驗的經典智慧是人類的財富，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源，具 有恒久的、不可磨滅的價值；我們的人文教育如果失去了這部分內容，僅僅把它看作是“歷史的包袱”而自以為是，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恐成為無可饒恕 的歷史罪人。長期以來，我們只重視職業(yè)化、專業(yè)化內容的教育，嚴重忽視人格教育，養(yǎng)成有些學生“撈個文憑”、“混口飯吃”的觀念。但另一方面，試回想一下 我們這幾代人所受的人文教育內涵，你會發(fā)現(xiàn)其中充滿了單調、枯燥、空洞、重復甚至異見、偏見。毋庸諱言，即使在大學的課堂上，公共人文教育所遭遇到的尷尬 已經使年輕一代厭煩至極，興趣索然。只有更新，才能再生；只有接續(xù)，才能延續(xù)。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不少有識之士向上大聲疾呼，卻似乎未見大的動靜。利欲 塵世，浮躁眾生，文不在茲乎？

    只要精簡課程內容，壓縮水分，從小學到大學還是能夠抽出大量時間學習傳統(tǒng)文化的。一下子大規(guī)模的變更是非常困難的，采取部分地方先搞試點的辦法倒不失為一 條現(xiàn)實入手途徑。社會上有些單位從《弟子規(guī)》培訓開始，教化民眾、員工，幾個月就成效很大。他們選取了一些有志于從事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人士，進行封閉式的師 資培訓和管理，在推廣中特別注重“從我做起”的示范效應，使社會風氣在短時間內大為改觀；通過這樣一個集中典型的輻射作用，影響和帶動了周圍。世風日下， 只有發(fā)大宏愿，以出世的心境從事入世的事業(yè)，才可以做到境為人轉，境為心轉。他們的很多做法，極為值得我們認真思索和總結，甚至仿效實施。若能充分利用社 會資源，發(fā)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儒學普及指日可待，而來自深厚傳統(tǒng)根基的文化因子，亦能為當今社會嫁接出長治久安的豐碩果實。

     如果從20世紀初廢除科舉制算起，儒家經典退出教育體制已經百余年了，重新的普及必然遇到來自觀念、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的障礙。因此，也要需要樹立長線作戰(zhàn)的 思想，切不可因一時的挫折而動搖恢復的信心。文化的表層比如傳統(tǒng)節(jié)日的恢復、文化遺產的保護等已經或正在積極實施，而文化的觀念深層，比如儒釋道三教的合 理價值觀，我們堅信也一定會在今日的科技時代、工商時代被承認、被發(fā)揚。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復興，一定伴隨著中華傳統(tǒng)文化某種程度上的復興。“中國 化”、“特色”等用語會日益融納更多的“復古”色彩，儒學經典的普及道路則越走越寬廣。

原文刊載于《黃海學術論壇》第十六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