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只有通過自身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適應并體現我們這個時代發展的訴求，從而顯示出它的當代價值。毛澤東同志當年為我們正確對待傳統文化確立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的恰當態度。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弘揚和保護各民族傳統文化，要去粗取精、推陳出新，努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種態度，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主張的辯證地揚棄。

 

文化的價值之大小，歸根到底取決于它能夠滿足時代需要的程度。馬克思說得好：“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論是這樣，文化也是這樣。在今天，我們只能立足于當代中國的“此在”性，去甄別并擇取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摒棄那些不能與時俱進的消極成分，從而建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文化。這應該成為衡量一切文化遺產和資源的基本坐標。偏離了它，我們就不能找到恰當的標準，從而有可能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淖，要么“食古不化”，要么“喝祖罵宗”。對傳統文化采取原教旨主義態度，是不符合歷史辯證法的。復古讀經的主張，抹殺了當代人類生存方式的新質特點，難以適應新的文化需要。

 

今天的中國無疑是歷史的中國發展的結果。對于歷史上的中國，我們不能采取虛無主義態度。但也應看到，今天的中國畢竟是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經歷了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重構，經歷了近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激蕩，經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在本來意義上被復制和再現，而是要在更高的歷史基點上弘揚其優秀成分和正能量。這一使命，只有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完成。反過來說，也只有經過這種創造和創新，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價值才能在當今時代真正地彰顯出來。

 

傳統文化如何才能“活”起來，活在當代人的觀念中，活在當代人的生活實踐中，而不是僅僅存在于典籍中，存在于文物古董中，存在于博物館中？傳統文化只能在發展中“是其所是”，只有在不斷回應時代的挑戰、質詢和訴求中才能彰顯其潛在的可能性，才能真正得以弘揚光大。所以，它只能“活”在不斷的損益中，這恰恰是一種文化的常態。不然的話，傳統文化就有可能淪為現代新儒家所焦慮的“木乃伊”或死古董。傳統文化只有通過創造和創新，才能實現有活力的傳承。正因此，它才是“活”的，才能成為中國人行為方式中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活性因子。中國人的文化血脈，恰恰是在傳統文化的這種揚棄和損益中得以延續并光大的。

 

對于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我們應該采取“神似”而非“形似”的態度。譬如中國傳統社會提倡的“二十四孝”，今天的人們既不可能也不應該拘泥于模仿它所描述的具體情形去那樣做，但是這“二十四孝”所體現出來的孝道精神，卻是值得當代人借鑒和繼承的。不然的話，完全拘泥于具體形式上的模仿，就難免走向“愚忠愚孝”之類的愚昧。馮友蘭先生當年所提出的“抽象繼承法”，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包含著這層用心的。宋儒所謂的“月映萬川”和“理一分殊”，說的也正是這個道理。道德規范的具體表征，當然會隨著不同民族、不同時代而呈現出多種多樣的具體形態來；但道德之為道德的那個“理”，卻是具有縱貫古今中外、超越時空限囿的穿透力的。

 

按照這個原則或方法，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從而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傳統文化將顯示出怎樣的當代價值呢？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其當代價值主要表現在人的自我建構、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等不同維度之中。具體地說，就在于：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能夠為當代中國人重新發現文化上的自我提供內在依據。在現代化的狂飆突進中，我們很容易在文化上陷入自我迷失，從而找不到“我是誰、我從何而來、我又到何處去”的答案。不先行地解決這個前提性問題，就無法真正回應“誰的現代化”、又是“為誰的現代化”之類的根本性問題。重新找回現代人的自己，重建現代人的自我，就不能不進行一番文化上的“尋根”，重新接續我們同傳統文化之間臍帶般的關系。民族首先是一個文化學概念。民族自我歸根到底是由文化塑造和建構起來的，這也正是文化自信之所以構成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前提之原因所在。而只有揭橥出為我們中華民族所分享的文化傳統，才能夠為文化上的自我發現提供必要的前提。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緩解人與自然的緊張、重建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能夠提供深刻的啟迪。當代人類社會的發展，正面臨著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歷史性轉變，這意味著人類必須調整自身同自然界的關系。在工業文明模式中，人類對自然的占有，乃是引發生態失衡和環境危機、導致發展不可持續性、使人類生存陷入困境的深刻文化原因。它所孕育的現代技術取代了古典技術。古典技術所體現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而現代技術所體現的基本理念則是“以人克天”，即逆天道而行。正是現代技術的這種戡天役物的取向，惡化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造成了二者之間的緊張和沖突，以致陷入敵對性的矛盾之中。擺脫現代技術帶來的危機，唯一可能的出路，從文化上說，乃在于恢復技術的古典品格，即“天人合一”的智慧。正是在這個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理念顯示出它的積極意義。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改善人與人的關系、優化人際交往、重建社會信任體系方面，能夠提供重要資源。在商業社會，人們往往被逐利動機所宰制，功利關系成為人際交往中的主導關系。它對道德的排斥，帶來了道德的弱化。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社會信任構成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前提，而道德則是支撐社會信任體系的重要基礎。道德大廈的確立，又取決于信仰這一基石。要重建社會信任體系，就不能不為孕育虔誠的信仰營造一種適宜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恰恰能夠為此提供得天獨厚的資源。同時，傳統文化所固有的德性優先取向和以義制利規范，也為道德狀況的改善提供了文化保障。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