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智庫特約研究員賈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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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6年中央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是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并圍繞解決重點領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加快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此前，“供給側改革”早已成為了全社會熱議的高頻詞。

　　其源頭，在于國內供需結構長期失衡，需求側“反周期”總量調控已無法完全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

　　近幾年，國人紛紛選擇出國旅游消費，搶購日韓電器、彩妝，海淘澳洲奶粉，使得國內需求不減、供給卻無法滿足的嚴重結構失衡現象，日漸明朗化。因而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其實，供給側的認識分析雖比需求側遠為復雜，但涉及的問題最重要的莫過于其五大動力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和制度。

　　數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正步入“新常態”，社會發展從滿足基本需求的低收入階段，進入了須滿足更高層次需求的中等收入階段，勞動力、土地、資本這三大動力已明顯衰退——人口紅利下降、土地開發成本激增、各類資金總量充裕卻“無路可投”，并且投資效率偏低。

　　這三大供給側動力要素都在趨于不利，那么這一場事關國家未來的供給側改革，應該如何進行？

　　此時，經濟要想持續增長，就必須充分激發科技創新這一動力源(600405,股吧)。而其前提，是有著高質的人才供給和激勵創新的制度環境。

　　1 勞動力要素支撐力衰減

　　發達經濟體的成長經驗表明，在一國經濟發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有效的制度、管理規劃供給和科技創新，將部分取代其他三大要素，成為經濟增長新的重要支撐力來源。

　　為引領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升級版”中高速增長平臺，更是亟待有效的制度供給來解決攻堅克難解放生產力的問題，因而優化制度供給是這場改革的先行軍和“關鍵一招”。

　　與此同時，政府還須承擔起規劃責任，解決基層企業、機構和個人以“試錯”方式解決不了的國土開發頂層規劃問題，向有著豐富經驗的發達經濟體學習，做到規劃先行、多規合一。比如，當前中央與地方政府所倡導的建設良好蓄水排水彈性的“海綿城市”，就可以借鑒19世紀巴黎地下水道等的通盤規劃方式與經驗。

　　制度、規劃基礎上，前述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三大要素中的勞動力支撐力衰退問題，首先值得重點討論。

　　人口紅利在我國經濟發展前期，曾扮演了重要支持角色，但近年來這一支撐力明顯滑坡——人口紅利不斷下降、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

　　1979年以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區域和工業領域涌入，低廉勞動成本比較優勢為我國經濟注入了一股強勁的發展動力。但近年來，經濟發展出現所謂“劉易斯拐點”，社會適齡勞動人口以每年數百萬的規模減少，各地相繼出現了民工荒、招工難和用工貴等現象。

　　一方面，“用工貴”表明我國人民群眾特別是低端勞動者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原先充裕的適齡低廉勞動力供給優勢，正在迅速喪失。

　　與此同時，我國人口結構老齡化加速。一些研究表明，我國將在“未富先老”后又于接下來的5-10年內步入超老齡社會。考慮到人口基數與結構變化是決定國力和長久國運的重要因素，我國的人口控制政策已到了非調整不可的時候，五中全會“放開兩孩”后，還需有接續的適當鼓勵生育的措施和提高人力資本質量的戰略舉措。

　　2 土地、資本支撐力滑坡

　　除勞動力要素外，我國還進一步面臨兩大供給側難題——土地資源開發空間受制收窄、資本邊際收益下降和使用效率低下。

　　我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大量城郊、農村土地以各種形式被轉化為城市發展用地，這本是城鎮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但隨著土地的長期開發，我國相應的土地管理制度卻未能隨著經濟發展而推陳出新、因地制宜地做出創新升級調整。

　　由此造成的，是土地市場以非常規的渠道、路徑發展，造成了網絡上不時有“天價”拆遷，土地資源的征地拆遷補償成本居高不下且總能“在討價還價中”變“高價”，且造成極端事件等各種新聞曝出。

　　如此發展，一方面引起了不少社會沖突與群體事件；另一方面造成了如今土地開發利用空間越收越窄的局面。因而，現有土地開發機制必須另辟蹊徑了。

　　同樣，資本要素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力，近些年也問題重重。

　　事實上，不管是從企業、機構還是從居民儲蓄上看，我國都堪稱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但由于我國常規投資邊際收益遞減已普遍出現，金融和資本領域又存在較為嚴重的供給抑制與約束，使得資本使用效率低下，大量資金出現無處可投的局面，必須將制度創新與投融資機制相結合尋求出路。

　　需要注意的是，在投融資創新模式上，PPP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方向。雖然社會上對PPP存有一些疑慮，但部分地方政府的實踐已證明，PPP模式的優點一方面在于它能將大規模民間資本配置到公共領域，支持有效的工程建設與公共服務，另一方面能保障民間機構與政府實現風險同擔和利益共享。在減輕地方政府財政壓力的同時，讓社會公眾受惠、民間企業機構受利，有效地提升資本的使用效率。

　　所以，PPP不僅是一個投融資創新模式，更是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和發展趨勢。

　　3、人才供給是升級的關鍵

　　國際經驗顯示，各國早期經濟發展中，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對經濟增長有著比較明顯的支撐和貢獻，但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這三項支持力明顯滑坡，科技創新這一動力就更應被充分釋放出來。

　　以申報科研經費為例，教授、研究員申報課題面臨“官本位”潛規則，明顯存在“官大經費足，官小經費少”等分配問題，往往導致學術氣氛不良，科研水平低下。

　　再比如，一些管理部門要求研究人員嚴格按照官員的標準購買車票，無論是一般研究人員還是白發蒼蒼的教授、研究員，沒有司局級行政級別，出行只能坐高鐵二等車座，哪怕是使用承包性質的橫向課題經費也要如此。

　　制度的不合理，難以激發知識分子、研究人員自愿地發揮積極性與聰明才智去做復雜的腦力勞動。

　　近一時期，還發生了一些打擊、限制科研人員科技創新的不良案例，一些單位十分起勁地按官本位、行政化規則標準對科研課題經費已報銷部分翻老賬追溯、追款充公，亟待引起我們的反思和重視。

　　總的來說，從供給側要素結構升級與動力體系轉型來入手改革，符合我國當下國情且迫在眉睫。在勞動力優勢衰退、土地發展利用受限、資本往往無處可投的情況下，政府一方面需要及時調整人口政策，優化實施人口資本戰略，另一方面要積極審慎地推動“地票制”等土地制度改革，并全面解除金融抑制優化投融資機制。

　　最重要的，還須同時做好制度與規劃改革，大力實施教育改革，充分尊重科研規律優化科研環境制度來激勵科研人員創新，以充分釋放科技支撐力。至于如何將這些改革良策一一切實落地，還需要有關部門進一步的抓緊研究和及時實施有效的理性供給管理方案。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本文由瞭望智庫宏觀經濟觀察員唐如鈺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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