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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47年中央大學吳有訓教授親筆填寫的一組成績單，分別是“普通物理學”學期考試評分成績單、補考成績單、學生成績呈報函。（圖片由作者提供）

　　國立中央大學是南京大學的前身。1928年，江蘇大學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并在此基礎上得到長足發展。民國時期，中央大學與北京大學齊名，并稱中國最高學府，有“南有中大，北有北大”之名。中央大學得天時地利，可謂名士云集，心胸博大，學風嚴謹，成就者多。而吳有訓教授即典型代表，其他同仁亦大體近之。

　　享過人之譽者，必有過人之處。此文展示的是1947年中央大學吳有訓教授親筆填寫的一組成績單，包括“普通物理學”學期考試評分成績單、補考成績單、學生成績呈報函。圍繞這三份學生學期考核成績單，再綜合筆者已收藏的一批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央大學文理科的評分成績單，擬就民國時期學期考試制度的一些值得借鑒的問題，得出如下三點結論：

　　其一，民國時期高校普遍注重學期平均分數，并作為學生學期最終考核成績。所謂學期平均分數，即期末考試分數與平時成績之和。根據《大學規程》第十五條規定，平時考試由各系教員隨時舉行，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平時考試成績須與聽講筆記、讀書札記及練習實驗實習等成績分別合并核計，作為平時成績。如果任課教員填寫評分成績單，缺學期平均分數，又未在備注欄說明原因，校注冊組則以無成績論處，且以后不再補正。可見，那時高�？己藢W生的成績，并不只是以期末考試分數多少，就能一錘定音，而是要結合學生的平時成績，綜合考量。

　　其二，判分十分嚴格，學生成績六七十分者居多。根據《大學學則》的規定，學程考試成績按百分制計算，60分為及格。不及格的學生，成績在40分以上者，得補考一次；不滿40分，不得補考。補考在第二學期開學后一星期內舉行，補考分數，不得打滿分，一般按九成計算。我翻閱了一批中央大學文理科成績單，無論是文科還是理工科學生的考核成績，看不出教員在判分上有任何“人情分”。評分的總體情況，90分以上者罕見，60分以下（不及格）者也是少數，60分至70分者居多。如，1940年中央大學中文系汪東教授開設“專家詞”課程，參加學期考試有17名學生，最高成績75分，有4名學生成績不及格，均為50分，不及格率占四分之一。中大理工科判分，不像文科有靈活的余地，故更嚴。如，1947年，物理系教授吳有訓開設的“普通物理學”課，30名學生學期平均分數，95分1名，80分以上2名，70分以上5名，60分以上9名，36分至58分12名，不及格率超過三分之一。隨后，不及格的學生參加補考8人，其中70分以上3人，60分以上4人，最差的24分（見圖、）。

　　更令我感嘆的是，名師計算分數的精確度甚至可達到小數點后的一二位數。如，1940年中央大學醫學院教授童第周開設的“組織學及胚胎學”課程，15名學生的學期平均分數，最高分只有2名，分別為82.5分和82分；其他學生均為60-70分，分別為79.3分、79分、73.3分、73分、72.8分、70.8分、68.6分、68.2分、67.6分、65.3分、64.3分、61分、60.5分。計算分數計算到小數點后，已十分嚴格，而在點數上還要分出個三六九等，如此嚴謹，令人感慨系之，肅然起敬。

　　其三，民國時期的高校，尤其是名校，大師堅持開設基礎課，已形成一種傳統。在20世紀上半葉，北大、清華、南開、中央大學、交大等名校，一直保持名師承擔基礎課教學的優良傳統。據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研究員回顧在西南聯大化學系學習期間，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師上基礎課。他說：“西南聯大的傳統就是：越是普通的課，越是高級老師教。系主任（楊石先）就教普通化學。我上普通物理，是吳有訓教；微積分是楊武之教，他是楊振宇的父親。反正越是普通的課，越是名教授教。”在這里，鄒先生提到的兩位大師—楊石先和吳有訓，皆為各自學科領域的翹楚。

　　楊石先教授是我國著名化學家、教育家、中國農藥化學和有機磷化學研究的開拓者。1955年中科院首批學部委員（院士）。1950年代出任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教授在西南聯大擔任化學系主任，并在1941年至1943年兼任教務長，校系日常工作繁重，占去他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但楊教授仍親自為本系一年級學生講授普通化學課。講課認真，對學生要求也十分嚴格，上課點名，進入課堂遲到10分鐘，即作曠課論。

　　吳有訓教授是我國物理學主要奠基人，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1948年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中科院首批學部委員（院士）。他從清華大學擔任物理系教授到西南聯大擔任理學院院長；從1945年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到新中國成立后出任交通大學校長，一直保持講授物理學基礎課的習慣。他在中山大學擔任校長期間，講授物理學基礎課，在教學的每個環節上，都十分認真、一絲不茍。如，1947年9月29日，在吳校長出席在墨西哥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的前夕，為補報學生童清華普通物理平均68分成績，致函中央大學注冊組（見圖）。當我了解到吳校長即將代表中國出席國際會議前夕親筆書寫此函時，頃刻間有一種被震撼的感覺。本來，向校注冊組補報一名學生的成績，應是講課老師分內之事，不足為奇。問題在于，校務忙，又面臨即將出國有諸多準備工作要做的情形下，請系里教務部門代勞，應是件可以通融且輕而易舉之事。然而，校長卻堅持事必躬親。這就是大師治學風格的真實寫照。

　　人們可能會提問：高校名師在各專業領域為何念茲在茲，熱衷于基礎課？答案很簡單，因為大師深知打基礎對培育學生成為杰出人才的重要意義。以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理學院為例，該院共設算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地理學五系，從1938年至1946年九年期間，畢業生共673人，有80人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其中楊振寧和李政道是外籍院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有12人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其中鄭哲敏、朱光亞為雙院士）。聯大理學院有90名畢業生成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意味著每7到8位畢業生中，就產生一名院士。這個比例，表明了一個淺顯的道理：培養英才如同構筑大廈，基礎深厚，就能筑成堅固的大廈和培育出剛毅堅卓的知識精英。